论杜诗的史学底蕴

诗与史密不可分,关乎世运升降、时政得失之诗,自古备受重视,“诗史合一”乃我国古典诗歌的重要范型之一,生逢唐朝盛衰巨变之际的杜甫,将此传统发扬光大。杜诗向有“诗史”之誉,他的作品表现出以诗证史、补史、括史、题序并举、融序于题等特质,力求在有限的篇幅内蕴涵更深广的时世内容,诗歌的社会功能与认知功能由此得到高度强化。“心诚”乃诗史之根本,诗人不粉饰、不回避,以血诚为诗,强烈的现实关怀与终极关怀以及厚重的社会历史意识亦于此而得以更加凸显。     

“沉郁顿挫”与杜诗风格关系之批判性再认识

今日诸家多将“沉郁顿挫”作为杜甫诗风的整体概括.然而,通过深入分析“沉郁顿挫”一说的出处——《进〈雕赋〉表》,则不难看出：“沉郁顿挫”是杜甫实现自身儒家理想人格的重要思维手段,是其“为文治学”的最高准则,而非单纯诗歌风格.自唐以降,对于“沉郁顿挫”的认知经历了一个历史性的迁移变革过程,“沉郁顿挫”与杜甫诗风的最终结合由清人完成.     

15世纪朝鲜语固有合成词的构词方式研究——以《杜诗谚解》词汇为中心

《杜诗谚解》以庞大的词汇数量为我们提供了15世纪词汇学理论的极其宝贵的资料。据《杜诗谚解》反映,15世纪固有合成词的构词方式分为复合式构词法和派生式构词法两大类型。前者通过直接复合和间接复合的方式,产生复合名词、复合动词、复合形容词、复合副词等词类,复合后的词类属性决定于其后半部词性;后者通过前缀派生和后缀派生的方式,产生派生名词、派生动词、派生形容词、派生副词等词类,派生后的词类属性决定于其后缀性质。     

论杜诗的句法艺术

杜甫诗歌的句法艺术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1.句式错综而韵律和谐.杜诗突破了五言"2-2-1"和七言"2-2-2-1"意义节奏的局限,从而给表意抒情带来极大的便利,而且,这些句式并未破坏诗歌的韵律之美.2.词语省略而蕴涵扩大.杜甫精于词语的省略技巧,他的诗作语略而意明,词省而意丰,使人深刻地感受到诗歌语言的鲜明特色.杜诗词语省略技法,主要有"以副代动"、"无谓语句"和"省略介词"三个方面.3.词序倒置而语言劲健.杜诗虽多数是按正常的词序组构句子,但词序倒置的现象也较为常见,目的是协调平仄、对仗稳妥以及获得劲健的美感,加强表达效果.     

《杜诗详注》对杜诗学的贡献

仇兆鳌《杜诗详注》熔铸前人杜诗学研究成果于一炉,是集大成之作,同时也鲜明地体现了仇氏的杜诗学观点.在创作论方面,《详注》认为杜诗和它的写作对象保持一致;在杜诗评价方面,《详注》认为对杜诗不能用诗歌创作的一般规律来要求它;《详注》在考察杜诗问题时,广泛地使用了联系的方法.这三点对今天的杜诗学研究者仍有借鉴意义.     

新旧诗歌视阈下的杜诗学嬗变 ——以吴芳吉杜诗学研究为中心

吴芳吉是民国时期重要的教育家与诗人。在新旧文化交替之际,吴芳吉杜诗学研究的方法和内容别有独到之处。吴芳吉采用传统知人论世的方法研究杜诗,把每首诗的时代背景、社会环境与诗人生活经历充分结合进行细致微观论述。在艺术手法上,吴芳吉推崇杜诗用典、叠字和炼句,倡导回归传统的诗教观。吴芳吉高度认同杜甫忠君爱国的思想,将杜诗的爱国思想作为教育的工具,传授给学生。吴芳吉的杜诗学研究,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他对杜诗的推崇实际上是在新旧诗歌交替中,对中国本位文化与民族文艺的传承与嬗变。     

仇注杜诗的乾嘉背景及其笺诗理念

集大成的杜诗仇兆鳌注在清代学术史背景中是怎样生成的,又反映了一种什么样的笺诗理念,着眼于上述两个问题来阐述杜诗仇注在乾嘉考据学背景下展开的中国古典诗歌注释学研究,并从中找到仇兆鳌杜诗注释学的理论根据。仇兆鳌以史学的根底移植于古典诗学的注解研究上来。并贯穿了内注解意、外注引古、杜诗编年、杜诗根据的四体一体的笺诗理念。     

潮汕先贤唐伯元集杜诗探析

唐伯元的集杜诗,生动记录了晚明文化历史背景下一个士大夫的复杂情感,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透视其集杜诗的文化心理,有忧患意识上的认同,有诗学思想上的自觉选择,也有明代复古诗学风潮的濡染,同时也是晚明理学家的一种落寞情怀使然。唐伯元的集杜诗,是不可忽视的文学现象,在诗歌校勘上,也具有参考意义。     

天地境界——杜诗中的人伦、人道、人格

本文从人性角度切入,重评杜甫与儒学之间关系。杜甫取儒学的人道精神,又借重道家对独立人格、自由精神之追求,形成自家具有个性的人文关怀,在实践中以己饥己溺之亲历去亲证"一国之心",由是在现实的人伦之际保留"真我",进入既有道德又超越道德的"天地境界"。杜之真性情使其能"以我为诗",推动诗歌创作从题材到形式的新变。     

论杜甫的忧患意识

杜甫诗歌的一个重要内容便是他的忧患意识。杜甫在其诗歌中所反映出来的忧患意识,是我国古代诗人难以比肩的。本文探讨了杜甫诗歌忧患意识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分析了杜甫诗歌忧患意识的自身特点与一般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