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各斯、努斯：马克思的“资本逻辑”重释

资本逻辑是当前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政治学等领域使用的高频范畴,对此,国际学界的研究有着两种倾向：要么把资本逻辑理解为历史的机械反映,要么理解为近黑格尔式的自否定。不同的倾向导致了对于资本逻辑内在矛盾的不同理解：要么理解为机械的对立,要么理解为抽象的否定。从西方哲学传统来审视,上述解读把资本逻辑解读为“逻各斯”。通过对《大纲》和《资本论》的平权解读,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资本逻辑是“历史抽象”的结果,表现为逻各斯和努斯精神的统一;资本逻辑的限度在于资本的外在目的和劳动者的内在目的、资本的贪欲和劳动的生命力之间的异质性。进一步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石“现实的人”不仅仅是社会关系中物质生产的人,而且是有着逻各斯和努斯精神的鲜活生命体。社会规范“同一”或对象化这种具体的生命体的同时,又有着“非对象化”的“异质”和对抗。     

新时代语境下中国乡村电影的空间叙事创新研究

新时代语境下中国乡村电影的空间叙事形态,随着城市化的飞速扩张已发生一种明晰转向：从传统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客观化美学呈现,演变为与现代性同构、承载城市主体怀旧情绪与批判意识的主观化空间形态,在真实与“想象”的相融相汇中,建构起一种寓托着创作主体“恋地”情结的乡村空间。由此,中国乡村电影的空间叙事,以多元性、异质性指向标示出对中国乡村电影空间美学的重构。     

论价格的本性

本文认为 ,价格的本质与价格的本性不同 ,前者是价格所反映的经济关系 ,而后者是指价格本来的属性 ,即它在市场中形成、反映资源的稀缺性、沟通信息、激励生产者。但现实中因一些因素的影响 ,如垄断、信息偏在、外部性等 ,使得价格的运行偏离帕累托标准 ,因此政府应对价格进行规制 ,借以恢复价格本性。在现实经济运行中政府常常运用的价格杠杆 ,虽然利用了价格运行的机制 ,但却完全背离了价格的本性。因此 ,在建立市场经济的过程中 ,应该摈弃把价格作为政府调节经济运行手段的观念 ,放弃所谓价格杠杆     

异托邦中的异托邦：当代美国医生书写中的空间叙事

当代美国医生书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对福柯异托邦理论的阐释性写作。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作为其书写的重要场域——医院本身就是一个异托邦;其次,医生书写创造了一个诗学空间来抵制理性至上和科技至上的职业规范以及社会规范。医生作家尝试在文学与医学构成的边缘空间,展示医院这个异托邦里各种关系构成的权力网络如何发挥作用及其后果。医生书写同时也是具有自觉意识的医生作家试图从边缘空间介入现实,建构新的自我的有益尝试。     

中国现当代植物散文论

植物散文在现当代散文中占据一席之地,与之相关的研究却乏善可陈。植物散文选材丰富,常抓住植物的美学特征和生命品格,表现形态各异的植物之美和观赏者的内心感触。植物散文情寄于物,通过植物形象与人类情感的交融呈现作者与他者、故乡、民族国家之间深挚的情感。植物散文多格物致知,通过植物蕴含的天地之道和永恒的生命之理,激发人类的理性意识、生命意识与生态意识。与此同时,植物散文也存在格局狭小、立意相似、创作方法模式化等问题,只有敬畏生命、热爱自然,深入思考文学与生活、世界的关系,散文写作才能迈上新台阶。     

蒙古族史诗《江格尔》与古希腊《荷马史诗》英雄形象比较——以江格尔与阿基琉斯为例

蒙古族史诗《江格尔》和古希腊《荷马史诗》在英雄形象的描绘上,显示出相似的塑造模式及人生理想。江格尔和阿基琉斯身上表现出的神性和人性的统一,在超凡离俗的神圣色彩下,呈现着普通人的情感和行为方式。史诗描绘了英雄身份解构与重建的过程,要求对个人行为进行规范与反思,突出英雄的重要性。两部史诗中的英雄形象启示我们进一步思考东西方民族在社会观念、文化信仰等方面的相似和差异,从而加深我们对东西方文化的理解。     

恶托邦·异托邦·乌托邦：论宋代谪宦文人贬地书写的三个维度

宋代政治斗争剧烈,大批谪宦文人至贬地后身心会经历“恶托邦”的惊恐、“异托邦”的不适和“乌托邦”的诗意栖居三个逐步深化的心理状态的递嬗过程。宋代谪宦文人在心理层面上的此种转变,既是因宋代贬地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得到较大改善所致,亦与宋代社会“三教融合”程度不断加深的背景下,谪宦文人心态逐渐圆融豁达有关。从“恶托邦”“异托邦”和“乌托邦”三个维度分析宋代谪宦文人持续性的贬地书写,可窥见谪宦文人心态演变的轨迹,并感知其作品所映射出的贬地在宋代国家政治中地位的变迁之势。     

从霍桑对齐灵渥斯的偏见看其宗教观

《红字》的读者深受霍桑对三位主角截然不同的描写影响,认为齐灵渥斯是罪恶最深厚的罪人,而他的诸多正常人的权利及人性需求却一直得不到理解和支持。由于霍桑矛盾而狭隘的宗教观,以及他对该人物存在一定的偏见,从而形成了笔下丑恶的魔鬼:齐灵渥斯。     

少数民族高考加分政策的公正性探究

少数民族高考加分政策实施多年,其公正性屡遭质疑,根本原因在于对该政策的根据缺乏深入而系统的认识。事实上,理性约定和平等原则构成其法律基础,循环累积因果论和帕累托最优为其提供经济学上的理论依据,唯有从这两方面厘清该政策的正当性根据,方可消除种种分歧以及在执行和实施过程中的异化和不合理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