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的制度背景和生长逻辑探析

19世纪末,滕尼斯最早用社区这一有机的生活构造和组织形式来消减由长期自由资本主义影响而产生个人主义迷茫,解构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国家集权主义的狂妄。随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第三次技术革命以及全球化的发展,为应对政府在国内国际事务处理中的“集体行动困境”和多元化趋势,治理概念以及社区这一治理单元也为人们所关注。我国社区建设的探索起步于20世纪30年代,经历了1949年以来的以单位制为主的社区建设时期,改革开放以来,社区建设从公共政策视角进入自觉的制度实践时期,并逐步与信息化社会及全球化进程相适应。在政府由统治、管理到治理的转型过程中,社区治理作为治理主体的扩充以及治理方式转变的重要载体和单元,确立了政府治理、社会调节和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发展格局与目标。     

公正过渡:"双碳"背景下中国绿色转型的规制理路

为应对气候危机而开启的绿色转型可能对社会正义造成不良影响。中国是一个碳密集型产业大国,再加之初始禀赋不平等的复杂因素,其在绿色转型过程中社会正义必然面临风险。公正过渡作为一项正义原则已被纳入全球绿色转型规制体系当中,联合国、区域性国际组织及一些国家在公正过渡方面已经取得了一系列成就。中国绿色转型要想取得成功,也应建立公正过渡机制,在效率与正义的平衡中确立民生保障理念,采取转型能力识别与类型化精准应对的规制策略,设立公正过渡基金,建立公正过渡综合管理部门,完善公正过渡的监管机制,完善公正过渡的制度体系,为世界的绿色转型贡献中国力量和中国智慧。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法治理念与民法典规范

“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法治理念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诠释了法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依托。民法典作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鲜明体现,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特征,为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保驾护航。民法典规范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展示中国特色,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强化了价值引领。民法典规范通过民事权益类型化完成了对民事主体私权益的系统构建,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完善了私权体系。民法典规范通过修改关于物权与合同的大量法律条文,鼓励市场交易,维护交易安全,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构建了有效的交易秩序。民法典规范通过新增或者完善诸多民事法律制度,促进民事立法体系化与科学化,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制度支撑。      

欧美合成生物学应用的风险治理经验及启示

合成生物学技术的应用与发展为基础生命科学研究、人类健康、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随着合成生物学变得更便宜、更容易使用和更容易获得,亟需建立行之有效的风险治理体系以防控其潜在的伦理道德、生物安全和生物安保风险,促进技术健康发展。通过观照欧美国家风险治理模式,建议预防风险与促进创新并重、伦理治理与法律规制“双管齐下”,以期为我国合成生物学监管提供有益经验、减少风险和控制利益冲突,促进我国合成生物学创新,规范合成生物学研究和生产。     

表决权差异安排的类型化思考

《公司法（修订草案）》的出台,在国内立法中正式确立非上市公司的表决权差异安排,类别股的制度设计将推动全国商事制度的重大变革。比较区分不同商业组织形式,缩短规则供求差距,探寻公司法改革的未来走向,为类别股立法提供理论支持和路径指引。围绕中国科创板和创业板为表决权差异安排提供的不同治理安排,反思上市公司治理监管的强度。坚持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的类型化思考,趋利避害,抵御控股股东滥权风险。尊重公司章程自治,为有限责任公司设置差异化表决机制“扫清障碍”。金字塔结构、交叉持股、循环控股与表决权差异安排叠加,加大了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与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分歧,企业集团的治理风险加剧。在差异化表决机制下,必须限制特殊表决权股的设置时间和存续时间,提供中小投资者行权的司法保障,完善中小投资者退出的股份回购请求权,使其“进入”有保障,“退出”有方法。     

社会信任、法律环境与企业社会责任绩效

社会信任作为一种重要的非正式制度,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行为具有深远影响。以2010—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社会信任对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社会信任水平越高的地区,企业的社会责任绩效越好;这种促进作用在法律环境相对不完善的地区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社会信任还有效提高了企业社会责任的信息披露质量,并显著改善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效率。上述研究结果表明,社会信任作为一种重要的非正式制度,对促进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产生了积极影响,并能弥补诸如法律环境等的不足来提升社会责任绩效。因此,监管部门在不断完善法律环境的同时,也应关注地区社会信任等非正式制度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促进作用,提升企业社会责任绩效。     

基层治理中党建引领力的构成及其提升路径——从基层组织能力视角分析

基层治理中的基层组织能力是其“三阶”能力或“两层”能力的集合。从基层组织能力视角来看,基层治理能力来源于基层组织能力,由各基层组织治理能力整合而成。各基层组织在治理中职责与能力的差异形成了基层治理能力的同心圆结构。其中,基层党组织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方式履行职责。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能力即基层党建引领力,是基层治理能力的核心,是基层治理中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关键。基于新时代党建六方面要求,基层党建引领力包含六个维度的引领,其功能各异,但相辅相成。为化解当前党建引领基层治理面临的问题,各地基层党组织可根据基层党建引领力评估指标的设计指南,因地制宜制定具体评估指标体系,重点推进、协同推进、整体推进,提升基层党建引领力,从而促进基层治理能力的提高,将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成基层治理效能。     

人工智能、就业数量效应与劳动关系转型研究——基于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基于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发展背景,考察人工智能对劳动关系转型的影响.运用我国30个省级行政区2003-2017年的面板数据,以就业数量效应为中介变量,以制度环境为调节变量,从灵活化、法制化和集体化角度探究人工智能对劳动关系转型的影响.结果显示,人工智能驱动我国劳动关系的多元化转型,就业数量效应在其中发挥了中介作用,且制度环境调节这一中介过程.     

湖北自贸试验区的制度创新:实践特征、理论内涵与政策启示

建设湖北自贸试验区是新发展阶段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系统性探索和战略实践,从动态演进论与制度变迁、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论以及公共经济学的公共物品供需视角,对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意义予以系统研究。研究发现,湖北自贸试验区围绕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投资领域改革、促进贸易转型升级、推动金融开放创新、创新驱动发展以及服务国家战略等方面展开了一系列制度创新实践,逐步形成由浅入深、由线下向线上线下协同发展、由共性领域向特色领域逐步延伸、从前项到末端统筹安排、借鉴与创新并举以及集中推广与自主运用相结合的改革创新发展路径。研究认为,推动湖北自贸试验区的制度创新,充分发挥其在破解地方深层次结构性发展矛盾和扩展增长赋能空间上的功能内涵,需要在顶层制度设计方面,加强与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相互衔接,通过完善监管体系设计、提升行政服务效率来转变政府监管职能和健全市场监管,构建由法律法规、行政规章、规范性文件共同组成的、与国际规范兼容协调的法制框架和政策体系,统筹为国家试制度、出经验的全局性战略目标与谋求为地区经济发展注活力、添动力的局部性现实需求之间的激励导向; 在具体实施路径层面,持续优化开放平台、营商环境和加强口岸智慧功能建设,着力培育和强化大城市、大枢纽、大口岸、大平台、大产业以及一流的营商环境等,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和多维量化评估指标体系,实现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实践探索、经验成效审视验证、赋能社会经济发展以及长远建设规划目标的有机协调统一,助力湖北建设新时代内陆开放新高地。     

对完善我国失业保险制度的思考

改革和完善现行失业保险制度,构建缓和失业冲击波的减震系统,增强劳动者对于失业风险的承受能力,消除其后顾之忧,是国企改革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为了实现保障就业和安全失业,本文探索了符合我国国情的、规范化的新的失业保险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