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环境、区域“攀比”与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

制度环境变迁除了直接提升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能力外,还可能会通过区域“攀比”效应来提高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水平,其路径机制主要包括产业集聚效应与偏向效应。基于2005—2019年273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制度环境变迁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有明显促进作用,但区域间存在较大差异;区域“攀比”在制度环境变迁促进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中起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制度环境变迁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存在单门槛效应,呈现出先抑制后促进的影响规律。区域政府应深化区域制度环境的市场化改革,充分发挥制度环境变迁效能,同时激发区域“攀比”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的正向中介效应,促使三者形成良性循环。一方面,区域政府应深入研判自身与市场的关系,开展制度环境的市场化改革,提升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另一方面,遵循共商共建原则,强化区域对外开放政策改革力度,打造形成具备国际化竞争力的开放型创新体系,为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提供基本驱动效能。     

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伦理之维

社会治理本身蕴含伦理要求。从社会治理主体的伦理角色定位来看,政党具有主导型功能,是主流伦理道德规范的制定者和倡导者;政府具有服务型功能,坚持人民至上,以为人民服务为旨归;社会具有协同型功能,以便协商各方关系,实现协同共治;公众具有参与型功能,以便彰显主体自觉,担当主体责任。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主要伦理原则表现为：目标上的公平正义原则,手段上的协商共治原则,责任上的共担共建原则,权益上的共享共荣原则。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伦理进路主要表现为：增强赋权转能,以多元共治秩序为基点;拓展理性内涵,以关照人文精神为支撑;回归治理本位,以德法协同治理为方式;强调公共价值,以善智与善治互构为目标。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实质上也是一种伦理共同体的构建。     

美好世界维度下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中国方案选择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维护和巩固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下世界各国休戚与共、命运与共和谐关系的必然要求,它遵循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顺应了世界历史发展趋势,可以让人们共建共享更加美好的“关系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出场”于马克思对未来世界样态的伦理承诺,始基于世界历史性的个体存在,源自于“真正共同体”的本质存在,内在地隐含着共产主义美好生活的“将来时伦理承诺”。站在人类性、全球性和国家民族性维度上考察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意蕴,可知它是对当代人类关于人类自由与解放思想的自我确证,是改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三重关系及平衡调节全球“个体与共同体”“政治共同体”之间的利益共同体关系的现实指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成为世界各国人民和谐发展的思想共识,真正转化为全球遵循的基本准则,那么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独立自主的美好生活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应秉持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在坚守和平、公平、正义等人类共同价值中增强合作,推动建设和平共处的世界大家庭;摒弃“零和博弈”思维,倡导和而不同的和合思维,推动建设平等尊重、共同繁荣的美好世界;建立多边主义合作机制,构造多边利益共同体和多维度合作共...     

新兴领域国际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

同样是针对美国主导的新兴领域国际制度,为什么中国会选择不同类型的改革路径？本文从“社会网络理论”出发,提出从“网络性权力”这一新理论视角对守成大国的权力进行测量,补充历史制度主义的“渐进制度变迁”理论,构建了一个“守成大国网络性权力+国际制度弹性”的理论框架,并用来解释中国在跨境支付、互联网域名分配、开发性金融等新兴领域参与国际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在跨境支付领域,美国的网络性权力较大,而“环球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的制度弹性较高,促使中国选择了叠加型改革路径;在互联网域名分配领域,美国的网络性权力较大,而“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CANN）的制度弹性较低,促使中国选择了规避型改革路径;在开发性金融领域,美国的网络性权力较小,而世界银行的制度弹性较低,促使中国选择了替代型改革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