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的淡然美

淮南王对黄老思想的接受,受到其独特身世及与武帝的特殊关系的影响。在藩国与中央政权矛盾日益激化的汉初社会政治大背景下,刘安受尊重而不被重视,郁郁不得志,诸多因素使得他只能保身,对人生和社会不得不持超然、淡然态度。因此《淮南子》继承发展了老庄之美学观,崇尚淡然美,肯定了淡然美的独立价值和主体地位,但是淡然中没有忘怀社会,依旧关注经世治国和针砭时弊。     

“幸福的艺术”：庄子与禅佛教

庄子与禅佛教的幸福论包含四个方面：顺生、适意、无执、中观。所谓顺生,就是接受并且顺应我们每个人生而有之的有限性,幸福的实现就在每个个体的有限性存在之中。适意指的是个体幸福的独特性,强调每种生命类型都可以体现与实现幸福。然而,无论顺生或者适意都不能涵盖个体追求幸福的全部内容,真正的或完满的幸福还包括无执与中观。无执的幸福要求彻底泯消一切差别,包括泯消个体我的“有执”,这其实是一种超越了世间的有执幸福才能体验到的幸福。但对于庄子和禅佛教来说,最高义的或胜谛义的“幸福”是中观的幸福,这是一种既包括有执的世间幸福,又包括无执的出世间的幸福的幸福。而这才可以称得上完满意义上的幸福。     

汉代“劫质”行为与未成年受害者

汉代“劫质”行为是军事政治争斗的手段,也构成了严重危害社会安全的犯罪.“劫质”以未成年人为对象是常见的情形.研究当时未成年人生活,应当对于“劫质”现象中的相关情节予以关注.有人“劫执”桥玄少子以“求货”,桥玄以强硬态度拒绝,并力促攻击犯罪者,致使其子被杀.桥玄又建议朝廷“凡有劫质,皆并杀之,不得赎以财宝,开张奸路”.据说因此降低了“劫质”发案率.人们在这一事件中的表现,反映了面对“劫质”犯罪不同的情感倾向和处置方式,可以看作社会史和司法史研究的重要素材.而未成年人在法律和亲情复杂纠结时完全被动的地位,以及他们的生命权利在作案者和办案者双方都未得到应有的尊重,甚至其生死在历史记忆中往往缺失的情形,都值得人们深思.     

唐代文人执贽干谒现象研究

执贽谒见既是古代干谒请托的主要方式,也是古人谒见之礼的重要体现。在干谒之风盛行的唐代,执贽与行卷不是同一概念,而是一对种属概念。执贽干谒的适用范围宽泛,其目的因主体身份的差异而不同。从儒家"士相见之礼"的传统层面理解,唐代文人执贽不仅是一种干谒手段,而且承载着儒家"礼"的文化精神,因此具有功利性和礼仪性的双重内涵。     

论刘勰执正驭奇的理论困境

奇正是《文心雕龙》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刘勰生活的时代,文坛上流行尚奇风气。尚奇促进了文学的繁荣,也导致了文风的堕落。刘勰的奇正观是矛盾的:既守正又爱奇,既爱奇又反奇。为此他提出"执正驭奇"这一折衷主义的创作主张。不过因为奇正之间本质上的对立,执正驭奇缺乏可操作性,刘勰依然徘徊于左右为难的境地,这表现了其文艺思想的内在矛盾和文化张力。     

《红楼梦》张汝执评本校改文字探析

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红楼梦》萃文书屋活字印本初刊,受到时人的关注,但其中为数不少的舛错也被后人注意到,嘉庆初年张汝执较早针对这一刊本的有关文字进行了校改。系统梳理后发现,张汝执运用改字、加字、文字位置互换、补配文字等方法对《红楼梦》程甲本进行了校正。对比相关版本后,我们认为,张汝执的校改文字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对前期抄本的继承性等特点。虽然有些改文带有随意性,但从总体上看张汝执仍有自己的校改原则。本文试图以张汝执所校改的文字为研究对象,从校改文字概况、校改原则分析两个角度进行初步的探析,以期为合理定位张汝执评本提供一些依据。     

唐五代诗格中的物象理论

物象是唐五代诗格重点讨论的话题。唐五代诗格以“内、外意”分析物象,按物象的讽谕意义对物象进行分类列举归纳,并以此示人以象显意的做诗之法和“执象指意”的解诗之法。唐五代诗格的物象理论是对诗歌物象的全面清理和总结,反映了这一时期诗歌理论的细化,在诗学史上是第一次,因而具有一定的开创意义。这一理论对宋人的说诗风气和诗歌注释都产生了一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