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在城市改扩建过程中,要面对大量的城市拆迁工作,而拆迁工作的核心与关键是安置好被拆迁群众,其实质就是使被拆迁群体真正适应社区并融入到社区新环境中去。拆迁不仅改变了被拆迁居民的房屋与住居地,更是毁灭性地破坏了被拆迁居民的社会关系和生活秩序,造成原有的生产体系、社会网络、社会组织与社会结构的解体。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他们在生活、生产、心里、社会关系上的不适应。黄帝荣教授的《城市     

论“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的司法认定难点

人体器官移植为人类的一项伟大的医学技术,但是由于我国人体器官供需矛盾突出,诱发了非法买卖人体器官的行为。刑法修正案(八)确立了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但是新罪名的出台,却并没能完全堵住人体器官地下交易。认定该罪需要进一步明确组织者的认定、"情节严重"的标准、医疗机构以及医生的责任承担等。     

知识产权犯罪的罪数形态五辨——以“大宝SOD蜜”为实例

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中所涉及的罪数形态主要包括牵连犯、想象竞合犯、法条竞合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过程中又假冒他人注册商标、专利或伪造商标标识的行为属于想象竞合犯,应从一重处断。非法制造他人的注册商标标识,又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该标识,成立牵连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与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化妆品罪成立法条竞合,两罪与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符合想象竞合的特征。     

“秩序审美”的伦理向度——以群体性事件生成机制为解读路径

文章通过透视热点新闻,揭示其背后的始作俑者——"秩序审美"的冲动,以群体性事件生成机制为解读路径,探讨冲突的暴力化、群体化折射出的价值取向,从而引出"秩序审美"的伦理向度问题,以理性、善为载体,反思新闻背后的社会机理,并提出幸福城市的伦理生态构建。     

社会转型期法律治理的心理基础——转型期社会“有法律无秩序”的社会心理学解读

社会转型意味着社会体制的急剧变革和社会结构的重大转变,意味着社会秩序控制机制的转型,"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必然成为人们最明智的选择。为克服"有法律无秩序"现象,应当通过以利益均衡为基础回应型法的建立,以及在此基础上社会民众法律信仰的培育和法律适用行为"合法性"的建构,使法律治理获得社会心理的普遍支持。     

“亲属相奸”何以为罪?——对乱伦罪回归中国刑法的深层思考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乱伦往往被视为侵害社会根本利益的最为重大的犯罪之一.从晚清修律以后一直到新中国建立前夕,我国法律中仍一直保留了乱伦为罪的规定.新中国的法律一直缺失乱伦为罪的规定,从而在实践中造成了种种问题.随着政治型社会的解构和家庭伦理的回归,在我国刑法中恢复乱伦为罪的规定势在必行.     

危险驾驶行为入罪的合理性及其立法改进

对危险驾驶行为是否应当入罪的探讨,针对的并不是应否弥补我国法律制裁体系的疏漏,其焦点在于是否应当将原本属于行政处罚范围的若干行政违法行为纳入刑事制裁的范围。受当前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对危险驾驶行为的行政制裁明显乏力,因此将若干情形的危险驾驶行为入罪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必须要注意对入罪的范围和程度加以限制;同时,更要认识到,就对危险驾驶等交通违法犯罪行为的防治而言,关键在于形成多种社会治理手段的整体合力。对危险驾驶罪的立法设计应从罪状与法定刑两个方面同时加以改进:一方面,应在罪状中适当增加危险驾驶罪的行为方式,并对各种行为方式均设置"情节恶劣"或"情节严重"等限制性规定;另一方面,应在法定刑中增加"二年以下有期徒刑"、"管制"和"单处罚金"的刑罚配置。     

“自首者，原其罪”之诠释及其司法实践

《唐律疏议》和《宋刑统》中的“自首者,原其罪”是一条基本原则。本文拟还原其法律条文的本意,且就其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杀伤罪、强盗罪等刑事案件中的应用,解析其在司法实践中的执行、争议与调整。     

从《睡虎地秦墓竹简》看刑与罚的区别

一般研究中国古代法制史的学者都是"刑罚"连称,不加区分,但从《睡虎地秦墓竹简》所载法律条文来分析,刑与罚是有分别的。秦律中有谇(斥责)、废(免官)、赀(罚钱或物)等名目,这三者都属于罚的范畴。秦律中还有"居赀赎债"、"居赎刑罪"两种人,由于他们都与徒刑一起劳动,也都被认为是刑徒,其实这两种人的身份有明显不同。     

“鼓藏节”仪式之权力表达

苗族十三年一次的规模盛大的＂鼓藏节＂,仪式肃穆、庄重、神圣,体现了村民对祖先的虔诚信仰与敬畏。这种特定场域的仪式过程中不仅凸显以祖先为核心的社会权力秩序,而且以血亲为经姻亲为纬的社会网络权力结构及其差序格局也再次得到张扬与展演,于是在仪式的实践中原有的权力秩序得到进一步的认同与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