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扶贫政策的理念蕴含、机制解构与未来接续

教育扶贫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关键举措,是社会实现脱贫攻坚的关键环节。我国教育扶贫政策基本形成了完整的政策体系,在价值取向、行动定位、扶贫内涵和工作机制等方面与时俱进,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教育扶贫的政策制定、贫困识别、措施落地和脱贫巩固四个行动中渗透着激发教育扶贫内生动力、提升教育扶贫主体自觉、精准教育扶贫手段、重塑教育公正价值、调整教育扶贫目标及行动的理念蕴含。教育扶贫政策的未来接续在于进一步完善教育扶贫主体参与共同体、建立综合性专项教育扶贫措施、健全教育扶贫政策联动协作机制、创新教育扶贫政策评估工作和逐步完善教育扶贫政策保障机制。     

重点国有林区职工家庭贫困类型及影响因素研究

精准扶贫的前提是精准识贫。基于2015年重点国有林区718户职工家庭的实地调查数据,运用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重点国有林区职工家庭贫困类型的影响因素。通过综合收入和消费标准,可以将重点国有林区职工家庭分为选择性贫困、暂时性贫困和持久性贫困3种类型。结果表明:家庭规模、劳动力平均年龄、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劳动力健康状况、家庭负担系数、是否管理人员家庭、家庭职业分化类型、家庭社会关系、农林业生产性固定资产和家庭所在林区对重点国有林区职工家庭贫困类型有显著影响。研究结论为更好地开展精准扶贫和脱贫工作带来启示。     

论西部民族地区环境资源型产业扶贫模式的创建——以甘南藏族自治州为例

产业扶贫是新阶段扶贫开发＂一主两翼＂的主要内容,是西部民族地区贫困山区农民增收脱贫的重要途径。分析研究甘南藏族自治州发展资源环境产业的优势和相对成熟的模式,探讨西部民族地区环境资源产业的发展战略,对创建西部民族地区环境资源型产业扶贫模式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压力型体制下政策对象的回应:边缘贫困户的贫困依赖

在精准扶贫的过程中出现了贫困依赖现象。通过江西省A县的多个案调研,基于压力型体制贫困治理的视角,构建了一个制度(政策)—个性—行为综合作用的分析框架。贫困边缘人群贫困依赖现象的发生逻辑主要有三,即贫困的刚性化让少数边缘贫困户产生有失公平的错误认知;扶贫政策高压下边缘贫困户怀抱侥幸心理想尽可能索取更多政策利益;边缘贫困户对基层组织的贫困依赖行径会基于依赖心理,政府的全员参与而越来越强烈。在脱贫攻坚的治理压力下,解决贫困依赖问题需要健全干部容错纠错制度,优化政策内容与过程,强调扶贫先扶智和加强发展型脱贫建设,打击"非法上访""闹事"等争贫行为,适当减少基层组织的扶贫考核压力,实现和谐的可持续发展式扶贫。     

新时代大数据思维推进精准扶贫的 理论、实践探索与路径优化——基于对甘肃和贵州的调查思考

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是我国扶贫战略的重大转型。但扶贫工作中存在着扶贫对象不精准、帮扶措施缺乏针对性、扶贫效果无法跟踪等问题。新时代大数据思维为精准扶贫提供了新的理念和技术支持。基于对甘肃和贵州的调查,两省率先在全国建立起大数据管理平台,发挥了大数据在精准扶贫中的分析、监控、预警和展示能力。为进一步推动大数据在未来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中的有效运用,还需要充分认识大数据的重要性,注重数据安全,并加大数据人才培养力度。     

遭遇搬迁：精准扶贫视角下扶贫移民搬迁政策执行逻辑的探讨——以陕南王村为例

文章通过对陕南王村扶贫移民搬迁四个阶段行动逻辑的分析发现,行政主导下压力型体制的威逼与普适性政策的诱导共同滋生了“背皮”搬迁的发生,从而导致精准识别的错位。另外,在搬迁过程中制度衔接的缺失与行政联合的缺场使扶贫治理陷入了碎片化的困境,背离了精准帮扶与精准管理的目标要求。最后,国家、地方政府、贫困户各自行动逻辑、制度选择与利益诉求的差异使扶贫搬迁陷于了一定的制度性逻辑困境之中,搬迁后的村民生计出现了一定的式微,威胁到了扶贫移民的可持续生计。针对扶贫移民搬迁政策执行偏差的问题必须从国家政策制定,扶贫治理体系构建以及扶贫移民的可持续生计等几个方面来完善制度建设。     

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冲突演进与应对之策——以中俄边境村落室韦为例

反贫困一直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重要议题。在边远民族村寨旅游发展进程中,归纳旅游扶贫社区的冲突应对模型,以期促进中国旅游扶贫工作的持续发展与精准化管理。文章以田野调查和访谈数据为基础,深入剖析内蒙古中俄边界室韦村在旅游扶贫进程中的个体应对与冲突演进,从"精英式"和"大众式"的不同应对过程,归纳旅游扶贫社区的冲突问题。研究发现旅游扶贫村寨社区参与过程中,社会冲突从探索期的群体内升级为参与期的群体间冲突;参与期出现了村民收入增加与生活满意度相背离或双低谷现象,这严重地威胁着社会稳定和边疆安全。冲突的破解和应对要充分认识社区生态的"非理性",通过授权把握发展节奏,发挥主体能动性,并注重多元化发展和差异化管理,才能真正使贫困人口实现脱贫的目标。     

评我国的分税制改革

本文对试行了两年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作了充分的肯定,认为分税制改革是财政体制积极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一种内在的改革,具有深远的意义,同时指出现行分税制是由财政包干制转向分税制的过渡性体制,尚不是规范的、严格意义上的分税制。最后提出完善分税制应当在转变政府职能并界定政府职能和职责范围的基础上,调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事权与财权,建立规范化、制度化的转移支付制度。     

政府对农村电商扶贫的补贴机制研究

乡村振兴背景下,针对政府补贴与农村电商扶贫有效运营问题,在一个农户和一个农村电商服务平台(站)组成的供应链中,以农户的利润增长为可持续扶贫目标,探究政府补贴农户和农村电商服务平台对可持续扶贫的影响。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农户和农村电商服务平台均能增加农户利润,提高供应链绩效;发现政府补贴的有效范围和最佳补贴额;政府补贴策略与政府补贴总额及农产品销量密切相关。政府补贴总额较少时,补贴农户情形下销售努力水平、佣金和产量较高;政府补贴总额较多时,补贴农村电商服务平台情形下较高。农产品热销时,政府补贴农村电商服务平台情形下可持续扶贫效果更佳;农产品销量低时,补贴农户对可持续扶贫更有利。     

西藏扶贫与人力资源配置——以应届大学生就业为例

大学生作为当代社会高知识结构的人才群体,是我国各个建设领域的有生力量和人才储备库。动员、组织以及用合理的机制和手段配置这些宝贵的人力资源是动员全国、全社会力量参加西藏反贫困的有效补充形式之一。笔者建议吸纳美国“为美国教育”的教育服务计划和我国的“青年志愿者扶贫接力计划”、“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的经验,同时从西藏扶贫的实际需要考虑,用制度兼顾多方面的利益需求,以鼓励、动员大学生参加援助西藏建设的扶贫接力,激发他们的创业激情,避免过去援藏工作的若干弊端,形成一种在扶贫援助方面具有可持续发展的机制和特点的政策支持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