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灾后重建 文化没有缺位——四川灾后文化恢复重建工作成绩显著

一年前,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里氏8.0级的汶川大地震震撼了中国,震撼了世界,这一刻,地动山摇,飞沙走石,顷刻间房屋倒塌,无数鲜活的生命被无情的夺去。这场突如其来的特大地震,不仅给四川各族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造成了巨大损失,也给四川的文化遗产和文化事业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破坏。一年来,四川广大文化工作者,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和四川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万众一心、奋力拼搏、超常工作、攻坚克难,秉承着"灾后恢复重建文化不能缺位、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文化不能掉队、扩大内需保增长文化要有所作为"的职责理念,一手抓灾后恢复重建,保障灾区群众基本文化权益;一手抓文化强省建设,不断夯实西部经济发展高地的文化基础,使文化工作在特殊时期发挥了独特功能,在关键时刻起到了关键作用,充分体现了他们顽强不屈的精神与文化自觉的意识和有效实施文化重建工作的能力。目前,全省文化工作依然呈现出加快发展、全面提速的良好势头。     

俄罗斯哲学的现状和未来

俄罗斯哲学的典型代表是20世纪初的白银时代宗教唯心主义哲学,它的基本特征是关注俄罗斯以及整个人类的前途、命运,批判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今天,这样的俄罗斯哲学死了,其原因与弗罗洛夫有关。弗罗洛夫着重研究全球性问题,关注全人类的命运,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是俄罗斯哲学传统在苏联的主要代表,他的思想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理论基础。改革的失败终结了弗罗洛夫哲学思想在俄罗斯的影响,也终结了俄罗斯哲学家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批判和对全人类命运的关心。当前,面对人类生存的危机,中国共产党努力运用传统的儒家哲学解决中国社会以及人类文明遇到的问题,也赋予了中国传统哲学新的生命。相比之下,人们听不到俄罗斯哲学的声音,俄罗斯丧失了本应属于自己的历史机遇。     

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思考与刍议——基于"新都市主义"的视角

从集聚的两面性切入"首都城市病"问题,反思疏解集聚的必要性.在回顾城市发展史和总结"新都市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上,认为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应先搞清北京集聚背后的功能因素.通过国际横向对比和国内纵向对比发现,北京存在核心首都功能不强,发展不够紧凑;非核心首都功能和非首都功能冗余,城市增长出现低效率化.因此,将"新都市主义"理论中国化,提出北京未来的疏解思路:TOD模式中国化.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弗洛伊德思想的吸收与改造

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分支,它致力于综合弗洛伊德与马克思的理论,为对现代社会与现代人生存处境的分析提供更完备的理论基础,为此,它吸收但又改造了弗洛伊德的本能理论与压抑理论,接受但又弱化了弗洛伊德的心理主义——生物主义的解释取向和原则。经由对弗洛伊德思想的吸收与改造,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多方面发展了马克思的思想。     

《资本论》:一种资本逻辑下的信用批判理论

现代信用和信用制度是资本逻辑下信用关系资本化的结果.具有主体性结构的资本将信用当作工具和手段,并使其从属于资本逻辑扩张的需要和目的.信用关系的异化深刻影响现代社会的社会关系、制度规范和思想观念.信用危机和金融危机是资本逻辑固有矛盾的必然结果,最大限度地威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存续.     

公共政策评估的演进:步入多元主义

事实与价值是公共政策评估的基本维度,如同公共政策评估的一体两面,缺一不可。研究以事实要素和价值要素的关系演变作为分析视角,探讨了公共政策评估的历史演进与发展态势。研究发现,在经历了"事实—价值两分"到"价值回归"再到"事实与价值的统合",公共政策评估步入了多元主义时期,多元理性模式的耦合成为公共政策评估发展的潮流。以这种思想为指导,政策的评估方法从原来专注于政策结果的客观描述逐渐过渡到事实描述与价值判断并举,并且越来越追求结果合理性的判断。但是现阶段公共政策评估还存在桎梏,评估要素的结构性安排以及价值评估的短板会限制公共政策评估的进一步发展。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提出的背景及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大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对于共同体思想的产生,最早在古希腊时期,马克思曾对共同体思想做了区分,解释了血缘共同体、政治共同体和真正共同体,阐述了它们的差别和联系.在十八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外交战略思想.由此可见,共同体思想对当今世界的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它有利于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有利于新型国际关系的建立.共同体思想是指导国际关系向着和平稳定方向发展的重要思想,因此了解共同体思想发展,研究共同体思想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具有重大的意义.     

“八十年代”与“革命重述”——以1980年代以来小说中的革命话语为中心

在我们当下这个所谓的"后革命时代",革命是被如何理解和叙述的,以及这样的理解和叙述方式是如何建构起来的,构成了探究"八十年代"与"革命重述"复杂关系的前提。"八十年代"普遍被认为存在着一种"拨乱反正"的冲动,革命及其叙事因此遭遇质疑,这一"后革命氛围"构成了"革命重述"原动力。"革命重述"不仅是新的意识形态建构的方式,而且成为摆脱革命叙事"路径依赖"的必然途径。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理解和叙述革命的三重分裂,它们一方面是杂糅并存的,一方面也包含一个大致的历史演进,而之所以如此者,则又跟革命重述的混杂主体密切相关。"八十年代"的"革命重述"因而隐含了多重话语竞争。这复杂性虽为1990年代以来的后现代论述和消费主义遮蔽,以至"革命的阴暗面"不断重复,但其间却仍不乏国家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关怀的深度介入。     

一段被遗忘的历史：从《马列手册》到《分析手册》——阿尔都塞主义的发展与分裂

在对阿尔都塞哲学的既有研究中,人们容易忽视的是其光亮背后的一批优秀弟子。正是朗西埃、巴迪欧、米勒、巴里巴尔等学生与老师阿尔都塞之间的合作,以及后来学生们独立于老师进行的一系列政治理论实践,促进了“阿尔都塞主义”的形成与发展。回顾阿尔都塞主义在1964-1969年期间经历发展与分裂的历史,不只将丰富我们对阿尔都塞本人思想的理解,也将深化我们对整个法国当代哲学在1968年前后所经历的逻辑转折的历史认知,更加有助于我们走入由阿尔都塞曾经的学生巴迪欧、朗西埃、巴里巴尔等构成的今天法国激进哲学话语。     

沉默·抵制·反抗——胡适思想批判运动中的“学衡派”文人

"学衡派"文人与胡适的思想主张向来不合,他们的文化保守主义姿态也是胡适所不赞同的。不过,在1949年之后的胡适思想批判运动中,当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被迫批判胡适的时候,"学衡派"文人的表现耐人寻味,他们并没有人云亦云地跟风批判胡适,而是有人保持沉默,有人公开抵制,也有人给胡适的学生俞平伯写信,表达对俞平伯的同情与理解。这其中,可以作为代表的是胡先骕、汤用彤、吴宓和陈寅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