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辩证法》中工具理性批判研究

霍克海默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开创者,他的工具理性批判理论在整个法兰克福学派中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他的《启蒙辩证法》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法兰克福学派进行工具理性批判的重要依据,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霍克海默批判了工具理性,在此基础上,他也对文化工业的缺陷进行了批判,并且把批判矛头直接指向了科学技术。他认为工具理性会使人思维程式化,人类想象力丧失,事物标准化,以至于导致极权主义的产生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和谐。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重访——新世纪以来女权主义视域中的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自形成以来,便经历着对马克思理论的一次次叛离与回归。新世纪以来,这一回归主要表现为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方法论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共生共存。玛莎·E.希门尼斯通过对生产方式的分析,重建了历史唯物主义在分析女性受压迫问题上所呈现出来的重要意义;赫玛尼·班内基作为"被边缘化"的女权主义知识分子,以意识形态批判为方法剖析了后殖民视域中的种族、阶级、性别压迫等问题;吉莲·豪伊则纵观女权主义近史,提倡建构一种"注入了新活力的历史唯物主义"。从客观的角度看,不同语境与多元文化下女权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再次"联姻",迸发了历史唯物主义在新的历史背景下的多重内涵。     

“无厘头”的影片观看及审美效果的形成

对于“无厘头”影片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研究很多,但却少有涉及穿插“无厘头”桥段如何对影片造成影响以及如何形成最终审美效果等观影过程的探讨。自电影符号学之后开始出现影片细读和精神分析取向,而德勒兹哲学则试图对传统的精神分析模式进行改造,将电影的观看视为强度流的物质实践活动。基于此,“无厘头”电影的观看可以看作镜头流与观看的观众身体流的汇合。把镜头流视为叙述文本,通过内在于文本的叙述逻辑（符号意指链的断裂／重组）之间张力的解读,在大量的镜头分析中总结出影片穿插“无厘头”桥段、形成审美效果的规律,并在三阶段的区分中分析张力强度与剧情认同程度关系所造成的影片整体审美效果变动。     

马克思主义“消灭家庭”思想的三重维度及现实性

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消灭家庭”思想包含着三重维度,从宗教批判维度看,世俗家庭是“神圣家族”即宗教世界产生的土壤和根基,消灭“世俗家庭”就是消灭使宗教存在的不合理的社会现实;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分工和私有制的发展使单个分开的家庭经济成为必需品,“消灭家庭”需要在变革生产方式基础上消灭家庭作为经济单位的属性;从资本主义社会家庭关系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家庭所产生的家庭关系是私有财产关系即支配关系,“消灭家庭”这一思想需要消灭家庭中的剥削压迫,重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消灭家庭”思想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现实问题,其并不是指消灭家庭这一制度,而是要推动家庭向更高层次发展,最终指向是在生产关系变革、家庭关系变革基础上人的关系的重构。新时代背景下中国推动家庭文明建设,与马克思主义“消灭家庭”思想并不相悖,现代家庭建设正是“消灭家庭”的实现过程,只有正确把握“消灭家庭”的历史进程与当下家庭建设的关系,才能构建促进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家庭共同体。     

治理的内在张力及其消解：由庖丁解牛看庄子的简约治理观

围绕庖丁解牛这则寓言故事,庄子阐发了一种简约治理观。他认为施治者在政治治理中会遇到治理的内在张力问题,即作为治理主体的施治者与作为治理客体的民众之间出现了对抗性关系。这种张力的出现主要是由治理者缺乏充分的施治技艺、采用的治理方式不当以及忽视了民众的利益诉求等因素所导致的。而消解这种治理张力则在于施政者在掌握大道运行内在规律的基础上施展政治技艺,构建有助于涵养民众自然本性的治理模式以及转换主客视角,设身处地地考虑治理客体的具体状况,实施有助于满足他们需求的政治措施。     

关于"以德治国"的理性思考

以德治国作为一种治国方略,意义重大.以德治国并不是对法治的否定或者轻视,也不是走向人治,而是主张法治与德治并举,在批判地继承古代德治的基础上,抓住重点,切实深入地在各领域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充分发挥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     

异化理论:嬗变与社会批判意义

异化理论是许多西方思想家认识社会的重要武器,以"异化劳动"为基点,马克思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和许多重大理论问题作出了精辟的分析,开拓了其后来理论研究的正确方向.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沿着"异化"分析的理路继续前进,从多层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无情的批判.     

消费社会何以迈向共同富裕——兼论社会责任消费发展的可能性路径

西方消费社会在根本上是缓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稳定性和实现繁荣增长的一种方法和工具,这使其与共同富裕在短暂地相向而行之后逐渐走向背离。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虽然曾因社会建设的相对滞后出现了消费社会化与共同富裕目标之间的暂时性背离的情况,但我国所坚持和强调的共同富裕目标使得我国消费社会与共同富裕之间始终保持目标一致性。在中西方社会共同面临贫富差距和环境问题的当下,这种中西方消费社会的差异,不仅让我们窥见了西方社会责任消费发展既有路径中对“自律市场”的执念及其所导致的显著局限性,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我国在社会责任消费发展问题上所具有的优势,这一优势体现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强国家”传统以及需由国家力量推动的隐性社会责任消费发展的可能性路径之中。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否存在双重路径?——对艾伦·布坎南内在批判与外在批判的反思

如何阐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理解马克思正义思想的前提。艾伦·布坎南提出了双重路径的建构与阐释视角——非法权的外在批判与法权的内在批判,从而把马克思正义思想以内在批判的形式呈现出来。然而,布坎南的建构与阐释是失败的。首先,其双重建构存在着两条路径之间的对抗。其次,其外在建构忽略了法权批判的可能性。最后,其内在建构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逻辑。布坎南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误读了历史唯物主义,但这并不意味着双重路径的设想没有合理性。基于历史唯物主义,我们仍然可以提出一种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双重路径——低阶批判与高阶批判。这样理解的“双重路径”,清晰地呈现了马克思正义思想的内在构成,将为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的当代建构提供真正合乎马克思本人思想的方法论支持。     

贾宝玉形象的文化张力

贾宝玉形象的独特性在于,其形象内涵既不属于西方文化,又非中国传统文化所能涵盖。他源于中国传统文化而又不是中国的儒、道所能解释:无论在思想意识、价值追求还是在思维方式等方面均与当时的世俗文化构成极强的张力冲击。这种冲击主要体现在贾宝玉与其它人物在仕途文化、情色文化上的碰撞,以及贾宝玉自身多元素文化的冲突。曹雪芹就是通过这种文化碰撞所塑造的贾宝玉形象,完成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穿越,从而造就了一个独具魅力的艺术张力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