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空间生态理论的三重批判向度

马克思的空间生态理论展现着私有制批判、社会实践批判和共产主义为导向的批判等三重向度。在私有制批判上,马克思认为私有制是空间生态恶化的根源。资本主义私有制强化了空间生态失衡,让空间生态发生了断裂;在社会实践批判上,马克思认为用实践改造空间生态比用思考解释空间生态更重要,认为思辨哲学忽视了空间生态实践,需要用革命实践创造更美好的空间生态形态;在共产主义为导向的批判上,马克思批判了以往空间生态中的阶级意识和僵化形态,号召打破僵化的空间生态结构,消除各类空间生态危机,实现平等、和谐、多样化的空间生态形态。在共产主义初级阶段,需要实现无产阶级对空间资源的全部掌握,迅速提高空间生产力,最大限度地恢复自然空间的原初状态,实现人民群众的空间利益和美好的空间生态形态。     

中国共产党现代化国家建构与治理的实践与经验

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国家现代化建构与治理。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政党,国家建构与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要义是实现人民的民主权利和落实人民主体地位。人民当家作主的执政理念是和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是历史的主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基本原理一致的。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制定一整套国家治理制度,形成一套以人民民主权利和人民主体地位为中心的价值体系。在国家基本制度基础上,组织、协调、引导国家和社会治理主体积极参与国家治理,各个治理主体间形成完备和强有力的纵向和横向治理机制。     

自由意志与社会正义——康德论道德和政治的关系

康德以意志自律原则为中介把道德和自由意志联系起来,本质地确立了作为立法者的道德主体的尊严和价值,他的法权理论来自道德的形而上学演绎,权利的普遍法则就是普遍自由的法则,从而为政治自由和平等奠定了先验的、无条件的道德基础。康德的社会正义学说体现了他试图统一道德与政治的理想,但抽象性与现实性的矛盾、逻辑与历史的矛盾是他的二元分裂的哲学本身所不能解决的     

试论马克思不同时期的方法及其相互关系

马克思在不同时期使用了不同方法。青年马克思主要采用哲学批判的方法,从逻辑分析的理论高度创立唯物史观;中老年马克思主要运用经济学方法,解剖“市民社会”,使唯物史观由理论假设变成了活生生的科学;晚年马克思主要采用全球史观方法,从世界历史整体上完善唯物史观,以一切取决于历史环境为其方法论实质,解构了包括“西方中心论”和“东方中心论”在内的民族文化中心论。三种方法尽管各有侧重,但都是唯物史观“艺术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是马克思分析、批判资本主义时代和社会制度的三重向度     

秘书与法律——探秘书的权利和义务意识

我国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在依法履行职责，实施依法治国的根本方略，实施民主政治，与时俱进，忠实实践“三个代表”基本要求的过程中，都需要政治上可靠、业务上精通的大批秘书工作人员为其直接或间接提供各项有效的服务。从法制建设     

在全国人大八届四次会议上——女代表的心声

贾丹兵代表（解放军第211医院院长、少将）：男女平等是衡量社会进步的基本尺度，平等就是机会和权利的平等，权利的平等要靠法律来保障，机会的平等要靠措施来促进。贯彻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要通过经济、法律、宜传等手段，不断提高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     

河北省推行阳光政务——行政权利公开透明运行试点改革

对市长、副市长的法宝权力进行公开审核，逐一落实，为市长每一项权力绘制流程图。     

关于刑事案件普通程序简化审的几点思考

刑事案件普通程序简化审是近年来最高检公诉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2003年初,两高和司法部联合制定《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对刑事普通程序简化审改革的各方面作出明确规定,成为这项司法改革的法律依据。笔者结合办案实践,拟就刑事普通程序简化审的立法背景、改革所起作用、在实际运作中存在问题及其完善等做进一步探讨。     

著作权法视域下人工智能生成成果的法律保护

人工智能生成成果在传统著作权法制度下遭遇保护困境,受制于现行独创性认定标准,人工智能生成成果无法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分析人工智能生成成果的客体属性,以及衡量不同保护模式的利弊,邻接权路径或可成为其法律保护的最优选择。在人工智能生成成果权利归属方面,结合创作意图、训练行为及传播行为来判断,人工智能生成成果的权利应当归属于对人工智能生成成果作出必要安排者。     

我国大城市发展公共交通的制度安排——城市空间权利的视角

在简要综述大城市发展公共交通对策研究、城市道路外部性及城市交通产权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列斐伏尔关于空间生产、空间冲突的理论,福柯关于全景敞视建筑体现权力关系的观点,以及科斯的产权理论,能够为研究城市公共交通问题提供新的视角.基于交通便利性权利和空间便利性权利分析,得出轨道交通枢纽车站高强度开发法则和城市副中心形成法则.城市规划是对城市空间资源进行配置,必然要对不同交通方式出行群体的交通便利性权利和空间便利性权利进行制度性安排,并使这种权利关系通过城市道路和建筑设计在城市建筑空间中得以实现,而出行结构是城市空间权利制度安排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