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理念

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原则高度”的理论开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在对宗教、思辨法哲学等迄今为止政治意识形式的否定性批判中,内在建构了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核心要素与理论逻辑：从意识形态生成根源、精神变物质原理、理论实现条件等批判维度,深刻揭示了“颠倒的世界决定颠倒的世界意识”“彻底的副本批判必然会专注于原本和实践”“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以及“理论实现程度取决于国家需要程度”等基本规律,初步确立了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和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理念。     

自由意志与社会正义——康德论道德和政治的关系

康德以意志自律原则为中介把道德和自由意志联系起来,本质地确立了作为立法者的道德主体的尊严和价值,他的法权理论来自道德的形而上学演绎,权利的普遍法则就是普遍自由的法则,从而为政治自由和平等奠定了先验的、无条件的道德基础。康德的社会正义学说体现了他试图统一道德与政治的理想,但抽象性与现实性的矛盾、逻辑与历史的矛盾是他的二元分裂的哲学本身所不能解决的     

试论马克思不同时期的方法及其相互关系

马克思在不同时期使用了不同方法。青年马克思主要采用哲学批判的方法,从逻辑分析的理论高度创立唯物史观;中老年马克思主要运用经济学方法,解剖“市民社会”,使唯物史观由理论假设变成了活生生的科学;晚年马克思主要采用全球史观方法,从世界历史整体上完善唯物史观,以一切取决于历史环境为其方法论实质,解构了包括“西方中心论”和“东方中心论”在内的民族文化中心论。三种方法尽管各有侧重,但都是唯物史观“艺术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是马克思分析、批判资本主义时代和社会制度的三重向度     

我国大城市发展公共交通的制度安排——城市空间权利的视角

在简要综述大城市发展公共交通对策研究、城市道路外部性及城市交通产权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列斐伏尔关于空间生产、空间冲突的理论,福柯关于全景敞视建筑体现权力关系的观点,以及科斯的产权理论,能够为研究城市公共交通问题提供新的视角.基于交通便利性权利和空间便利性权利分析,得出轨道交通枢纽车站高强度开发法则和城市副中心形成法则.城市规划是对城市空间资源进行配置,必然要对不同交通方式出行群体的交通便利性权利和空间便利性权利进行制度性安排,并使这种权利关系通过城市道路和建筑设计在城市建筑空间中得以实现,而出行结构是城市空间权利制度安排的结果.     

空间正义与城市革命 ——大卫·哈维城市空间正义思想研究

由于新全球化的全面扩张和都市化运动的快速推进,社会再生产的主要方式已由传统的物的生产转换为空间本身的生产,由此空间正义/不正义成为所有社会问题中的重点和热点。作为断裂化、等级化的城市空间凸显着空间非正义问题,表现在生产领域中城市空间成为受资本力量支配的新的剥削模式,分配和交换领域中城市空间资源配置的不均衡和城市贫富悬殊的加剧,消费领域中城市空间的等级化与堡垒化。在大卫·哈维看来,要实现城市空间正义,必须在城市空间开展反资本主义的斗争,重塑公民意识,争取空间生产权。     

论苏青小说的都市日常叙事——以《两条鱼》为个案分析

发表于1943年4月的短篇小说《两条鱼》是苏青于文学体例和小说题材双重探索的结果。小说有关战时都市"底层"市民生活的叙述,既演绎了苏青小说不易察觉的技巧,也折射出苏青小说的思想力度——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对国民性和海派市民性格的反思。苏青"底层"叙事的探路,为现代女性写作如何叙述城市生活提供了两点启示:既要重视如何将有限的现实经验植入文学世界成为自身创作的"专属物",也要重视塑造富有地域色彩和人性深度的鲜活人物。     

论环境物权的独立性

环境物权作为一项新的物权类型,是适应当今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要求和绿色经济发展实际的一种法制创新,也适应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需要。本文将从环境物权的内容、权利本质两方面进行物权理论与法理学上的论述,同时论证环境物权与环境权以及传统物权的关系,为环境物权作为一项独立的权利而存在提供理论参考。     

对出版者享有的各项权利的性质的辨析

首先明确出版者享有的各项权利的性质,是法定权利,还是合同权利,或是法定和合同混合性权利;是著作权,还是邻接权。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出版者与著作权人的权利义务关系。     

马克思批判虚幻意识形态的方法论革命

如何对历史领域以及旋绕在历史上空的各种虚幻意识形态进行“解蔽”和批判一直是马克思的重要工作,马克思正是用前提性批判、总体性批判、历史辩证法批判的方法论拨开了历史领域内各种虚幻意识形态的迷雾,使历史的本来面目得以显现,并坚持了现实性、历史性和主客同一性的方法论原则,这为当前的意识形态工作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南。     

哈贝马斯的技术理性批判研究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科学技术极大程度的影响着人们的衣食住行和思维方式。但是当科技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科学技术也演变为一种意识形态,吞噬着人的主体性,异化着人类社会。哈贝马斯有别于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的思想家,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角度去进行极具张力的批判,以语言为基础,以生活世界为背景,以主体间性为核心,提出了交往行为理论来对“技术理性”做具体的扬弃。虽然技术理性批判已经不再是一个新鲜的概念,但是这一思想在当今社会仍然能够警示着当下社会的种种现状,从此基础出发,对进一步探索哈贝马斯的技术理性批判在如今与中国的现实国情和与他国的广泛伙伴关系的联系,彰显技术理性批判思想的现实意义有着重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