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三问”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世界历史意义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在批判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根本理论错误的同时,重点围绕“劳动、国家和共产主义”三大问题予以深入分析、精辟解答,这对从“生存竞争、发展竞争和理念竞争”三重维度,全面系统理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历史和时代关系提供了重要指南。这一思想的重要启示是：准确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科学内涵和广阔前景,必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本质规定性,坚定建构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四梁八柱”,积极挖掘拓展这一道路的新文明内涵和视野,努力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世界历史意义和价值。     

忧世却不厌世——当代台湾香港现实主义文学论

本文在世界文学格局中 ,探寻了当代台、港现实主义文学与西方现实主义文学 ,台湾现实主义文学与香港现实主义文学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 ,并深入论述了当代台港现实主义文学的独特性的历史和现实动因及其对新世纪文学的启示     

儒文化逻辑结构批判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一直是中国封建时代的统治思想,并对现代中国产生着不可低估的影响,我们在肯定、利用儒家文化积极效用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它与现代社会制度及价值观的诸多龃龉。本文认为儒文化最致命的缺陷是逻辑结构失衡,导致儒文化体系中非此即彼的绝对化思维模式盛行,结果是儒文化诸多诱人的诺言走到了它们的反面。     

先秦诸子论孔子与孔子的圣化

汉武独尊儒求,在于儒术已通百家.儒术通百家,虽由儒家兼收并蓄,融合诸子,亦由诸子对孔子的认同.以往学者,于儒家兼收诸子,言之凿凿,而于诸子之认同孔子,则视而不见.诸子之认同,为孔子圣化之关键,非由此,不能构见独尊儒术之全貌;非由此,不能得孔子圣化之根柢.     

禅是佛教吗？——“批判佛教”关于禅的观念检讨

早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西方就有学者提出,菩提达摩所传的禅只不过是佛教外道的一流。1有意味的是,这一历史所积淀的观念却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由日本佛教学者祷谷宪昭与松本史朗所发动的“批判佛教”运动中得到热烈的回应。     

马克思拜物教批判的逻辑进路与方法论意义

随着现代性社会的兴起,物化处境也逐渐得以生成。马克思拜物教批判思想旨在回应这一物化处境。通过三位一体的拜物教批判,马克思深刻揭示了商品、货币和资本等物象对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掩盖。拜物教批判的逻辑展开,不仅是现代市民社会的政治经济学解剖,而且是意识形态批判的具体化和深刻化。马克思拜物教批判思想的方法论意义在于,一方面用关系性思维取代实体性思维来进行拜物教批判;另一方面,在现代性社会中要就现实层面和观念层面双向展开拜物教批判。     

作为社会批判理论的南斯拉夫实践派哲学

南斯拉夫实践派哲学自诞生起,就表现出强烈的批判精神.它在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理解中,抨击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迥异社会条件中不合乎人性的社会表现,试图扬弃人的这种异化状态,重建人道主义社会.实践派哲学形成、发展于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并通过对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的批判试图追寻人类发展的终极意义.它在辩证批判、批判与自我批判、具体的历史批判等理论构建准则中审视着具体社会的不合理性.     

《启蒙辩证法》中工具理性批判研究

霍克海默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开创者,他的工具理性批判理论在整个法兰克福学派中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他的《启蒙辩证法》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法兰克福学派进行工具理性批判的重要依据,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霍克海默批判了工具理性,在此基础上,他也对文化工业的缺陷进行了批判,并且把批判矛头直接指向了科学技术。他认为工具理性会使人思维程式化,人类想象力丧失,事物标准化,以至于导致极权主义的产生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和谐。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重访——新世纪以来女权主义视域中的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自形成以来,便经历着对马克思理论的一次次叛离与回归。新世纪以来,这一回归主要表现为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方法论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共生共存。玛莎·E.希门尼斯通过对生产方式的分析,重建了历史唯物主义在分析女性受压迫问题上所呈现出来的重要意义;赫玛尼·班内基作为"被边缘化"的女权主义知识分子,以意识形态批判为方法剖析了后殖民视域中的种族、阶级、性别压迫等问题;吉莲·豪伊则纵观女权主义近史,提倡建构一种"注入了新活力的历史唯物主义"。从客观的角度看,不同语境与多元文化下女权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再次"联姻",迸发了历史唯物主义在新的历史背景下的多重内涵。     

马克思主义“消灭家庭”思想的三重维度及现实性

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消灭家庭”思想包含着三重维度,从宗教批判维度看,世俗家庭是“神圣家族”即宗教世界产生的土壤和根基,消灭“世俗家庭”就是消灭使宗教存在的不合理的社会现实;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分工和私有制的发展使单个分开的家庭经济成为必需品,“消灭家庭”需要在变革生产方式基础上消灭家庭作为经济单位的属性;从资本主义社会家庭关系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家庭所产生的家庭关系是私有财产关系即支配关系,“消灭家庭”这一思想需要消灭家庭中的剥削压迫,重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消灭家庭”思想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现实问题,其并不是指消灭家庭这一制度,而是要推动家庭向更高层次发展,最终指向是在生产关系变革、家庭关系变革基础上人的关系的重构。新时代背景下中国推动家庭文明建设,与马克思主义“消灭家庭”思想并不相悖,现代家庭建设正是“消灭家庭”的实现过程,只有正确把握“消灭家庭”的历史进程与当下家庭建设的关系,才能构建促进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家庭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