赣南畲族“抄杠”项目研究

采用文献资料法对“抄杠”活动的历史渊源、活动方式和功能价值进行研究,在分析当前赣南畲族“抄杠”活动现状及存在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如何促进赣南金族“抄杠”活动的健康发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旨在丰富畲族民族传统体育的理论研究,为畲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尽微薄之力.     

"绩"字读音考

"绩"字是古清入声字,变读到现代汉语普通话的情况比较复杂,属于异读字.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曾两次对异读字进行审音,把"绩"字先后定为阴平和去声,引起字典和辞书对"绩"字注音的混乱.本文从"绩"字历史来源的角度进行探索,提出自己对"绩"字读音问题的一点看法.     

论王夫之对宋朝士大夫政治文化的批判——以《春秋家说》《读通鉴论》《宋论》为中心的考察

宋高宗一朝执政治文化之牛耳的不是余英时所说的王安石之学,而是以胡安国为代表的《春秋》经学。《春秋胡氏传》上承孙复《春秋尊王发微》和程颐《春秋传》,把尊王安内、君臣之义、礼乐教化置于最高地位,集中体现了宋朝士大夫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王夫之对《春秋胡氏传》的批评,揭示了宋朝士大夫政治文化从"妾妇之道"向"仆妇之道"的转变,不仅在事实层面有助于重新认识被道学歪曲了的宋代历史、据实恢复宋史的本来面目,而且在价值观层面突破了宋儒以尊王压倒攘夷、以文治排斥富强、以君臣之义抑制民族大义的传统观念,确立了攘夷、富强、民族大义至上等适应近代民族国家兴起之历史潮流的新观念,因而具有重要的启蒙意义。     

论明代官揭进呈和发抄

明代官揭文书在朝政运作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进呈和发抄有其规范性。阁揭与普通官揭进呈存在较大区别,阁臣拥有进呈密揭特权,可以直接进呈或由司礼监文书房转呈御前,而一般官揭的进呈流程为经通政司到司礼监文书房再达御前。根据官揭的不同类型与功能,普通官揭进呈又存在多种情况:御前直奏,由司礼监官承旨接上;遇紧急或特殊情况,直接从会极门封进等。在明代权宦或权臣把控朝政的特殊时期,普通官揭进呈制被打乱,即出现先向权臣权宦递进揭帖再走程序的现象,在明末甚至允许白头揭帖进呈。考察明代官揭进呈和发抄,是揭示朝政运作的重要窗口。     

船山“全其初心”思想及其现代启示SSCI

船山在《读通鉴论》卷十五中谈到了“初心”以及“全其初心”的伦理意义问题,其中凭借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总结品评,以史拓论、以论证史,将“初心”置于人生品德保全和历史进程不忘源头的始基,并与“天下古今之公义”有机地联系起来。彰显出公忠、公道、公义的道义论特质。     

中学或西学?——戊戌时期康有为、梁启超学术思想与政治思想的底色

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多次上书光绪帝,提出了看起来相当"西方化"的改革建策;梁启超在《时务报》《知新报》上发表大量政论文章,宣传以"西方"的样式改造中国社会。然读康有为的著作,感觉恰是相反,仍是中国传统的思想;梁启超亦有类似的著述。由此而试图具体说明康、梁学术思想与政治思想中"中学"与"西学"的成分,采用了解剖级的量化分析,以能判断其底色。     

王夫之《读通鉴论》写作宗旨考

王夫之的《读通鉴论》本是一部内容上独立的自洽之作,有着明确的写作宗旨和目的。它是一部从历史流变的实际中思辨地考察中国历史的专著。在其中,王夫之进一步肯任和充实了他在中期著述中提出的人道法则,更是通过人道这一历史哲学在历史现实中的伸张与适用落实了人道之作为中国历史的意义的地位,而历史也无非就是以礼为核心的人道的展开与实现。换句话说,船山先生的《读通鉴论》作为一部经验或实证方法论基础上的思辨的历史哲学作品,其主要写作宗旨在于阐明中国历史是人道为规律的进展,历史的意义就在于人道之起源与流行,船山在对各种历史现象的解释中充分完整地说明了这一著述宗旨。     

论船山对张华的评价

张华是西晋时期朝廷的重臣。但由于受到庶族出身、兼修儒玄的个人局限,以及朋党门阀的政治环境影响,不仅未能坚守正道,扶危止乱,而且委顺其间,浮沈当世,最后落得国乱而身死的悲惨结局。晚明思想大家王船山在其历史哲学巨著《读通鉴论》中,判定张华的行为,是"离义为智"。指责张华丧失了君子复兴时局的正义之志和果敢之气。不仅导致一时之乱,甚至还祸及千古。船山对张华的严厉批评,目的显然不仅在于这件事情本身,更在于为其"力行求治",提供必要的历史借鉴。     

中西“经文辩读”的可能性及其价值——以理雅各的中国经典翻译为中心

经文辩读通常是对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经典的平行比较,人们在其中发现:神圣的显现可能有不同方式,多元的声音也不会融为任何一种独白。但是,亚伯拉罕传统内部的经文辩读或许忽略了另一种丰富的资源,那就是基督教传教士对中国经典进行的翻译和注疏。通过理雅各这一翻译个案,特别是《圣经》之道与《道德经》之道的联系、《圣经》之虚己与《道德经》之虚用的联系,我们可以理解中西经文辩读的可能性及其潜在价值。     

唐代士子的游丐资读

贫寒士子以游丐资读,在中唐后极为普遍.由于游丐者与州镇官僚之间,是一种不平衡的"相须"、"相资"的利益交换关系,故能如愿以偿的只是少数"名士"、"负艺之士".探明贫寒士子游丐资读的原因、结果、资源交换机制,有助于理解科举制度促进唐代社会阶层垂直流动的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