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家驹定律：人皆柔顺于“委食”——公羊学语境中昭公流亡事件的哲学分析

季氏当国，把持鲁政，鲁昭公于廿五年立意铲除季平子势力，大夫子家驹以牛马尚能“对委己者柔”的道理相劝阻，隐喻鲁国民众则也会“顺于食己之人”。但未被采纳。结果政变流产，昭公长期逃亡国外并客死晋邑乾侯。昭公、季平子君大夫之间的博弈不只是“民为邦本”底线要求在春秋学语境中的一次生动演绎，还交织着君臣一伦形式与实质、“得名”与“得民”的对冲。昭公是君，但已名存实亡，徒有礼制形式的合法性。而季氏大夫篡权，虽非礼却因有政绩而能够获得民众支持，具有实质的合法性。于是“得民”比“得名”更有道义力量。礼制形式必须服从于实质性的人民利益需要。     

近代汉语时期两种能性述补结构的地域变化及其动因

晚唐五代时期能性述补结构“V得（不得）”和“V得C（不C）”都是当时共同语中的能性表达结构，宋、金、元时期“V得C（不C）”在燕北地区更常用，“V得（不得）”在河洛一带的中原地区更常用。从宋、金、元时期开始，“V得C（不C）”逐渐向南方地区扩散，至明中期已为南方地区广泛使用，形成现在为共同语、北方方言、南方方言广泛使用的格局，“V得（不得）”则向更南方地区退却。“V得（不得）”在向南方地区退却的过程中，明中期至明末清初，它曾一度从吴语地区向北方地区延伸，但没有形成规模。“V得C（不C）”从燕北一带向南方地区扩散，与元、明、清三代定都北京，从金元系白话发展而来的北方官话伴随南北政治、经济、文化往来向南方地区覆盖有关；“V得（不得）”从吴语地区向北方地区延伸，与明中期至明末清初时期话本小说的广泛传播有关。两种能性述补结构的地域变化表明，元至清代初年，从金元系白话发展而来的北方官话还不是全国共同语，它与从平话系白话发展而来的南方官话在明末清初相互竞争，大约清中期北方官话才成为全国共同语。     

元代亦集乃路平章把都帖木儿家族入明事迹考论

亦集乃路的黑水城是元代西北地区的交通枢纽，也是明朝的必争之地。明军攻克黑水城，该路大族把都帖木儿(吴允诚)家族降明，其家族由亦集乃路迁至凉州，后定居于京畿地区。居地变迁拉近了吴氏家族与明朝的距离，促进家族成员军职升迁，同时，也推动该家族婚姻关系及家族文化的转变。把都帖木儿家族作为蒙古归降民众中的上层代表，其家族在民族交融中对北元归降的少数民族群体发挥了引导和表率作用，有利于降人群体建立对明朝的认同并促进其积极参与到多民族交往交融中，亦有利于边疆的稳定与安全。     

《药师经》真伪问题新论

《药师经》宣传东方药师如来信仰,在中土流传很广。由于其第一译来源不明,僧祐认为该经是"依经抄撰"的伪经。但在费长房、慧矩对勘梵本之后,尤其是后三译出现后,佛经目录学家均倾向于认为《药师经》为翻译佛经。现代的佛教研究者因该经中有一些中国文化因素而认为其是中土所撰之伪经,并认为后三译是《药师经》梵本回流中土后翻译而成的。这种说法固然很有新意,但忽视了佛教"抄经"与"伪经"的区别,也对当时的中印文化交流状况认识不足。其实,《药师经》有着一系列的佛经渊源,汉译《药师经》也有着梵本依据,其中的异常处均能得到很好地解释。因此,目前尚不能认定《药师经》为中土所撰之伪经。     

个体量词“把”的来源辨析

名量词“把”作为现代汉语中的常用量词，通常有集合与个体两种用法。集合量词“把”与其所搭配的名词之间是容器与容纳物的关系，个体量词“把”与其所搭配的名词之间是动作与对象的关系，从语义关系的角度看两者并不具备孳乳的条件，且两者在泛化方式上亦不相同。对个体量词“把”与动词来源的个体量词“乘、张、帖”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它们在与名词的语义关系及泛化方式上均存在平行性，并且在具有量词的语言中，由操作动词向个体量词的演变是一种常见的演变模式。“把”由动词发展成为个体量词，主要基于句法转喻也即转指，转指的必要条件是“把”不存在可以支配的受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