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我军政治工作的全面创新

抗战期间，我军政治工作继承和发扬了古田会议以来的优良传统，积极适应新形势、新任务和新特点的需要，在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创造了许多宝贵经验。     

七亘村伏击战

抗日战争中，129师师长刘伯承打破思维惯势，反常用兵，在同一地点，利用同一战法，在三日之内连续取得两次大捷，堪称抗战中的一个经典战例。     

毛泽东送给罗新福的厚礼

在1944年6月访问延安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成员中，有一名常驻白宫的美国高级记者。他在来中围前，受到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召见。罗斯福授权他可以与中共领导人接触，多多地了解中共敌后抗战情况．以便回来后向他报告。罗斯福还交给这名记者一份《世界航空图》，要记者代他转送中共领导人毛泽东．以示美国政府对中共的友好态度。     

家国命运的象征映射——论抗战文学中的“女难民”书写

考察抗战文学各种文体,其中出现了大量对民族苦难的写实与表达,而对于女性在战争中苦难与境遇的表现体现得最为真实与丰富。在抗战各类纪实书写中集中出现的女难民,既是战争所带来的民族苦难的具像化身,其实也被作家有意建构成一个反侵略战争文化的明确符号,成为表征战争与和平价值取向的有力砝码。
     

戴维森的后期意义理论及其对话辩证法思想

较之其早期的成真条件意义理论,戴维森在20世纪90年代构建的后期意义理论尚未受到应有的关注。戴维森的后期意义理论不是对其早期意义理论所做的无关宏旨的修补,而是体现了完全不同的理论旨趣和形态。对戴维森的后期意义理论进行分析探讨有助于我们更为全面地理解戴维森的哲学思想,在某种意义上对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当代西方哲学的动态发展也不无裨益。戴维森通过引入解释者这一要素将解释活动置于解释者、说话者以及共同世界三者的互动关系之中。戴维森所构建的人—他人—世界三元互动的三角测量解释模式,旨在表明语言理解依赖主体间的语言交流互动,意义不是预先设定的,它是交流互动的产物,是解释行动的结果。戴维森的后期意义理论拒斥语言交流和意义的约定论,强调语言理解的主体间性,彰显对话性和动态生成性,蕴含了对话辩证法的思想。     

忆祖父抗战继承爱国家风

我的爷爷参加过东北抗日义勇军，这是我们一家人的骄傲。记得小时候，亲友相见常常提起那段往事。     

104岁老父亲为什么长寿

1917年,我父亲出生在山东省广饶县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已经104岁了。他是个平凡的老人,头脑清楚,能用助步器在屋里活动,尚且没有病痛的折磨,但听力差,两天喝一次通便茶。父亲是参加过中国远征军的黄埔抗战老兵,得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颁发的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纪念章,多次接受过全国各地媒体的采访。记者说,在被采访的抗战老兵中,我父亲的思维是最好的。     

抗战前后的陈寅恪与傅斯年

抗战前夕，陈寅恪与傅斯年在内阁大库档案的整理、国史主研领域的确定、史语所历史组主任的请辞及对双方史学贡献的评价等问题上发生龃龉，两人关系有所失谐。抗战初期，陈寅恪曾受聘牛津大学汉学讲席，由于中英关系的波折，不仅赴英未果，而且滞留港大。虽然傅斯年对陈寅恪此举略有微词，但日军侵港后，他仍积极斡旋，使陈寅恪得以离港内渡。然而，陈寅恪到达桂林以后，由于身体及资金等因无法按期入川。对此，傅斯年颇表不满。抗战后期，陈寅恪病眼燕大，仍由傅斯年出面沟通上下，筹措资金，但结果难如所期，陈寅恪左眼全废的命运无法避免，两人关系再次投下阴影。抗战胜利后，陈寅恪由英返国，没有留在南京史语所，而是北上清华。由此，两人关系日渐疏离。结果，陈寅恪南下岭表初期，虽有赴台之想，却避开傅斯年而联络他途。此举象征着两人关系发生重大转折。虽然如此，陈寅恪对傅斯年猝死台岛还是颇有遗憾之感。     

杨樾小传

杨樾,又名杨越,笔名方生、杨浩泉、于燕郊等,1918年4月15日出生于广东潮安。早年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在《反侵略》周刊发表短篇小说《太平洋之战》,抗战结束后,1945-1946年在汕头创办《建国日报》,任总编辑兼文艺副刊《国风》     

抗战精神放光芒,复兴伟业添动力

9·3阅兵向全世界展现了"中国力量",唤起每一个人对和平的向往和坚守;9月2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70届联合国大会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继承和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国际舞台上奏响了中国人民热爱和平、珍惜和平的时代强音,让抗战精神再放光芒,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注入了不竭的精神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