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琰之死与毛之废

建安年间曹操集团中，崔琰、毛是主典选举的最重要人物。毛、崔琰是以不同的身份，代表不同的社会势力，在不同的政治背景下进入选曹；两人掌典选举时志趣相投，配合默契，但具体职责“分工”不同，曹操分别用其所长，使自己的治国方针通过选举环节得以实现；崔琰之死、毛之废起因于曹操集团内部的政治斗争，各有因由，两人在政治倾向上的差别，决定了他们结局的不同。     

和谐范式下的法定义

法的概念是不确定的,不可能给法下永恒的定义。当前我国主流法学理论教科书中所界定的法定义,由于受斗争范式的影响,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和谐范式下的法定义应为:法是以权利义务为调整机制的、正义的、普遍的、明确的行为规则,这种规则是由具有权威性的组织有意志地对人与人在实践中产生的沟通、交流行为规则加以制定、认可并实施,它首先以公民的自觉遵守为根本,其后以隐性的强制力为保障。     

新形势下开展反腐斗争的理论指南——解读胡锦涛6.25讲话中的反腐败新论断

胡锦涛总书记6月25日在中央党校的重要讲话强调，各级党委要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加强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工作，坚决查办违纪违法案件。     

正确认识当前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

当前，我们要认识到我国反腐败斗争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的特点，因此，要全面把握十七大关于反腐倡廉建设的总体要求，把反腐倡廉建设置于突出位置来抓，突出党员领导干部反腐倡廉建设的政治责任。     

基层税廉文化创建的层次性

税务廉政文化作为税务组织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加强税务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基层税务单位如何用先进的廉政文化占领地税干部的思想阵地，从根本上最大限度地发挥廉政文化的教育感染、辐射带动、精神培育作用呢？笔者认为，应紧密结合税收工作实际，分层次、创新性推进税务廉政文化建设。     

陈毅与《新四军军歌》

在1939年2月的一次会议上,时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的陈毅提出,新四军应该有一支雄壮的军歌。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和大家均表示同意,并委托陈毅写词。陈毅欣然答应,并于3月30日写出歌词初稿《十年》,歌词共分为3段:光荣的北伐行列中/曾记着我们的威名/我们继承着革命者受难的精神/在南国的罗霄山/锻炼成为钢铁的孤军/这里有革命的反帝的歌声烂漫/飘扬海外/散播农村/我们送出了抗日先遣的万里长征/我们留下来     

中央红军第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的壮烈人生

一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战略大转移,这就是后来震惊中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一开始,红五军团便作为全军的后卫,而红五军团的第三十四师则又奉命作为军团的后卫,不但担任掩护全军团的任务,而且还特别要为两个庞大的中央纵队殿后。红三十四师是由闽西地方红色武装逐渐发展演变而来的,师长陈树湘1905年1月30日出生在湖南长沙福临镇一个贫苦的佃农家庭,9岁就给地主放牛、割草当童工。     

历史为什么选择了毛泽东?——纪念遵义会议80周年

众所周知,遵义会议最伟大的意义就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在生死攸关和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遵义会议的选择实质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中国革命实践的选择。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都有因果联系。历史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其根本原因是什么呢?探讨这种原因对于中国共产党人当今究竟有什么重要指导意义呢?     

技术抵制的产生及规避对策

技术进步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对新技术的抵制与反抗是普遍发生的事实,然而在很大层面上却被忽视了.文章对技术抵制的表象原因与深层原因进行分析,得出结论:技术史并非是充满着一个个革新的胜利;技术史是技术创新与技术抵制的斗争史;技术进步不是帕累托改选的.同时,规避技术抵制的对策有:开放的经济;合理配置政治权力;拓宽科学认知基础.     

新时期反倾向斗争的内在逻辑

新时期反倾向斗争的重点从纠"左"开始,经过一次主要反"左"--拨乱反正,一次主要反右--平息政治风波两大中介之后,回到原来的逻辑出发点,得到"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逻辑结论.本文试图对这一逻辑发展作一历史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