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堕胎权的合理限制

生育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包含着堕胎权。堕胎权的确认是妇女运动的进步,有利于妇女从性别角色中解放出来。对堕胎权的适当限制可以促进堕胎权的发展,但是不适当限制也有可能加重或者侵犯妇女的合法权益。文章从堕胎权的概念出发,分析了中国有关地区地方性法规对堕胎权限制的不合理性,提出适当的限制堕胎权与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一致,但是应当注意比例原则,侧重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并且应当综合运用多种手段。     

基于时间间隔的连续并购行为分析

以2000—2007年我国812家A股上市公司的2424次并购事件为样本,运用生存分析中的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连续并购的时间间隔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相邻两次并购的时间间隔随着并购次序的上升逐渐下降,说明随着并购次序的上升,管理层的并购经验越丰富,会倾向于更频繁的并购;同时,公司独立董事的比例与并购时间间隔显著正相关,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与并购时间间隔显著负相关。说明独立董事制度会使管理层的并购行为更加谨慎,而一股独大的公司资本结构则会加速并购进程。     

公司治理与会计盈余分红相关性的实证研究

股利政策是平衡上市公司税后收益和留存收益之间关系、进行投资者管理的重要手段。以中国上市A股2009年财务和公司治理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公司治理与会计盈余分红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公司具体特征因素之后,公司会计盈余分红与控股股东比例、董事会规模、监事会规模呈正相关,与流通股比例呈负相关。因此,平衡上市公司税后收益和留存收益之间关系,实施投资者管理的重要股利政策包括优化股权结构,改革股东大会表决制度;细化强制分红、提高分红信息的透明度。     

合并会计报表的若干问题探讨

为了满足我国企业集团发展的需要,规范我国上市公司合并会计报表的编报,财政部于1995年初发布并实施了《合并会计报表暂行规定》。迄今为止,合并会计报表的理论和方法经历了许多变化,我国关于合并报表的规定也同样面临着修订和完善。本文论述了合并会计报表的几种方法,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合并会计报表中的若干需进一步完善的方面。     

三种公正标准的批判性考量

公正作为公民衡量一个社会是否舍意的价值基准和社会建构的总体德性,构成一套关乎人们生存处境和生活质量的目的性价值系统.权利平等、分配正义、关护仁爱可视作对公正标准不同层面进行高度哲学概括的三大范畴.     

治安管理处罚方式的新发展

处罚方式是关于具体的处罚手段与类型的法律规定,在治安管理处罚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随着社会主体多元化,社会关系复杂化,治安管理处罚方式必然要多样化。国外的社区矫正制度尤其值得借鉴。     

“十盼”将今年“两会”热点

《农民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办法》和《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从2月5日至20日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对农民丁参保问题,《办法》提出用人单位缴费比例为工资总额的12％,比目前规定的平均缴费比例低了8个百分点;农民工个人缴费比例为4％至8％,可根据本人收入隋况选择和确定。     

利率变动下的存续期缺口管理和流量比例调整

在金融自由化和利率市场化的浪潮下,商业银行所面临的利率风险防范问题日益突出。利率风险管理成为商业银行经营管理中极其重要的环节。马考勒存续期缺口管理是现代西方商业银行的主要风险管理手段之一,合理构造存续期缺口可使商业银行净值不受市场利率影响,而流量比例调整可以克服存续期缺口受制于利率变动的不足,综合利用存续期缺口管理对我国商业银行建立风险管理机制起着重要的作用。     

消费与投资比例形成机制的ACE仿真研究

基于Agent的计算经济学解决了长期以来宏观经济分析和微观经济分析的分离状况,应用该技术建立的微观模拟模型,可以将宏观经济分析与微观经济分析有机地联系起来.借鉴ACE的基本思想,采用Java计算机仿真技术,创建了基于消费者行为、政府行为以及企业行为的计算经济学仿真模型,进行了若干模拟实验,得到了一些具有启发性的结论,初步揭示了消费与投资比例的微观形成机制.     

“偿二代”下寿险公司风险与资本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与偿一代对比研究的视角

偿付能力风险管理是“偿二代”下寿险公司风险管理的核心,其理论依据是风险与资本的关系。基于我国部分寿险公司2011—2018年数据,运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3SLS),考察“偿二代”实施前后寿险公司资本比例、承保风险和投资风险三者之间的相关关系。研究发现,“偿一代”下,寿险公司风险与资本未形成良好的传导机制,资本比例与投资风险呈负相关关系;而“偿二代”下,寿险公司风险与资本逐渐形成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承保风险与投资风险呈显著负相关关系。此外,针对偿付能力充足率与资本比例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与投资风险和承保风险呈负相关关系这一反常现象,提出了“适应性博弈”假设予以解释。因此,寿险公司要始终注重风险,调整业务结构和投资策略;监管层面要进行更深度的穿透式监管,监督和加强寿险公司穿透披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