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效率、社会决策机制和再分配偏好——基于中国被试的实验经济学研究

微观个体的再分配偏好是再分配政策制定以及实施的核心环节。本文利用实验方法,参照我国社会居民收入分配的情况,设计了一个包含不同收入阶层的实验室社会,要求被试在未知和已知自身收入这两种情况下就社会税率水平进行表决。实验设定了不同的政府效率水平,引入了多数原则、随机选择社会决策者以及有中国背景的"民主集中制"这3种社会决策机制,检验其对再分配偏好的影响。实验结果显示,随着政府效率的提高,税收带来社会净福利的增加,个体的再分配偏好随之提高;与多数原则相比,随机选择社会决策者和民主集中制这两种机制能诱发个体更高的再分配偏好。实验结果还表明,在个体收入揭示之后,个体的再分配偏好强烈依赖于其所处的收入等级,呈现明显的自利动机;政府效率和社会决策机制对再分配偏好的影响在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中也存在显著的差异。实验发现,除了自利动机之外,高收入的被试体现出不平等厌恶,低收入被试则体现出对初始收入不平等的容忍。本文结论为了解中国个体的再分配偏好特征提供了依据。     

金融危机下投资者行为心理偏差与资产定价

资产定价中价格严重偏离价值,心理偏差是内部原因,行为偏差是外在表现。提高投资者素质,优化外部环境,能够降低投资行为非理性心里偏差,减小价格震荡。     

外国人在成都的住房偏好

<正>从事了3年的房屋经纪,迪特也为众多外籍人士在成都安家。在此过程中,迪特也总结了一些外籍人士在成都买房或者租房的偏好,而这些偏好也算得上是成都楼市高端租赁市场的风向标。居住方式以租赁为主迪特表示,绝大多数外籍人士都是以租赁的方式居住在成都。由于工作流动性较大,因此租房成为外企解决员工安置的重要手段,以租房为居住形式的外籍人士约占在蓉常住外籍人士的80%,购房者仅占两成。     

向新兴跨国公司学习

孕育于新兴市场的跨国公司有一个明显的优势,就是它们比发达世界的同行更具胆识,对后者忽视的机会敞开怀抱,有较高的风险偏好和对失败的高容忍度。这种思维模式取决于它们所处的不断变化的商业环境——劳动力丰富低廉但往往不熟练、基础设施落后、规章制度不可预测以及政治不稳定。     

盟员行为偏好下生鲜农产品供应链生鲜努力激励机制与协调研究

本文建立了"合作社+核心企业"模式下两阶段折扣定价的二级生鲜农产品供应链，基于消费者生鲜偏好、价格敏感度对市场需求的影响，选取Nash谈判解作为公平参考点，引入合作社公平偏好理论，研究供应链盟员保鲜投入决策。针对合作社保鲜努力激励，探讨供应链盟员偏好对保鲜努力水平以及收益共享契约激励协调效果的影响。研究发现，消费者生鲜偏好的提高能够促进收益共享契约的激励效果，并且提高合作社公平效用。同时，收益共享契约在第一阶段对保鲜努力水平的激励效果优于第二阶段，而在第二阶段联合使用收益共享和成本分摊能够显著提高该阶段的保鲜投入。     

95后高职医学生恋爱动机与失恋应对方式:择偶标准的中介作用

为了探究95后高职医学生恋爱动机与失恋应对方式的关系以及择偶标准在其中所起的中介作用,本研究采用大学生恋爱动机问卷、择偶标准问卷以及失恋应对方式问卷对1104名高职医学生进行调查。结果表明:95后高职医学生群体中普遍存在恋爱现象、恋爱动机与失恋应对方式显著正相关,择偶标准与恋爱动机显著正相关。择偶标准在恋爱动机与失恋应对方式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比值为13.65%。     

农业保险对农民生产决策的作用机制

基于金融市场进入受限视角，分析农民获得农业保险补贴时的最优行为选择，并通过数理推导，证明了农业保险会对农民的生产决策产生影响，但并没有改变其风险偏好。研究发现：由于受有限理性、市场摩擦和市场失灵等因素影响，农民和保险公司会进入金融市场中跨度不同的封闭子集。因此，农民和保险公司会在各自的市场子集内对替代农业保险的其他风险规避方案进行评估。由于农民和保险公司仅在各自的金融市场跨度内对金融产品的正交投影进行定价，因此农户的支付意愿要低于保险公司的接受意愿。对农业保险的补贴有助于拉近农民和保险公司对农业保险估值的认知差距。因此，农业保险补贴仅通过改变农作物的自然收益率和农民对待边际风险的态度来影响他们的生产选择，这种影响应归因于农业保险补贴带来的更多收益机会，而不是农民风险偏好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