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府在灾荒救济中的作用——以武汉1931年水灾为个案的考察

在1931年江淮流域大水灾中,武汉三镇是受灾最重的城市。水灾发生后,政府认识到了这次水灾的重要性,并进行了较为积极有效的救灾行动,同时设立救济水灾委员会,作为代表政府的最高赈济机构。通过考察救济水灾委员会的组织与工作可以看出,南京政府是这次水灾救济的主导者,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中央政府在社会救济中应有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存在着局限性及职能缺失。社会力量则弥补了政府实际行政能力的不足和在救灾体制方面的缺失,充当了国家救济替补者的角色,形成与政府广泛的合作与互补。而灾荒反过来又促进了政府和社会的成长,促进了国家防灾救灾体制的进一步完善。     

论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及限制

由于司法实践和学界的呼声越来越强烈,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纳入我国《民法典》已经成历史,但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具体适用和限制标准值得探讨。探讨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在司法实践中适用的具体范围及该制度在适用过程中应该坚持的限制维度,从对比的角度分析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构建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并针对实践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之道和完善建议,可以对司法案例和具体审判提供参照。     

论司法审查制度之困境与出路

就现代法治的基本精神而言,以权力制约和权利救济为主旨的司法审查机制具有明显的价值合理性,但是,在制度实践方面,现行司法审查机制的展开却遭遇重重困境,表现为司法设置之体制依附性、司法审查范围之局限性以及审查标准之单一化。重整与完善我国司法审查制度之根本出路在于: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彰显和强化司法独立;拓宽司法审查的对象范围,变审查法定原则为审查假定原则;实现司法审查标准的多元化,推行司法最终裁决原则。     

环境侵权损害赔偿制度的完善——从环境责任社会化的角度

近几年频频发生的环境污染事件不仅给我国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由此引发的赔偿数额也越来越大,在污染企业背负沉重负担的同时,受害人却往往得不到相应的赔偿。文章针对这一问题,分析了现有环境侵权损害赔偿制度的不足,提出建立环境责任保险与环境损害补偿基金制度是完善环境侵权责任制度的有效途径,但两者的作用不尽相同。     

海洋油污损害中纯粹经济损失的研究

现如今,海洋石油泄漏事故频繁发生,为了实现对我国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维护,重中之重是进行对海洋石油污染损害中的纯粹经济损失的研究。本文在联系具体的海洋石油污染损害纯粹经济损失的司法实践的同时,与本国的现实相结合,对海洋石油污染损害中纯粹经济损失提出关于纳入法律保护范围之内、明确赔偿主体、完善责任认定、确立赔偿范围等一系列建议,促进我国对海洋石油污染损害中纯粹经济损失的研究与发展。     

我国南北中三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比较分析

近年来,由于我国政府的重视,我国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各地区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程度还存在很大的差异。分别从我国南、北、中部地区选择三个有代表性的城市——深圳、苏州、长春,根据问卷调查数据对其农民工社会保障状况进行比较分析。无论是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程度,还是各地农民工关切的具体问题,都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从政府的角度制订农民工政策不能全国"一刀切",应该区别对待并分类指导。政府应有重点、分层次地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北方省份应该充分借鉴南方省份关于农民工的法律保障、养老和子女入学等方面的经验和对策。     

“探险游”酿成损害 旅行社照样担责

随着旅游活动的日益普遍和频繁,很多旅游者已不再满足于普通的旅游方式,转而追求更加惊险、刺激、另类的＂探险游＂。探险即意味着＂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发生损害自然在所难免,而一些旅行社恰恰是以游客自甘冒险来推卸责任。其实,＂探险游＂不等于冒险游,旅行社并不能够逃避赔偿义务。     

完善财产保全制度的思考和建议

在现代化的交易环境下,民事诉讼当事人的财产状况瞬息万变,给判决结果的执行带来许多不利的影响。在此背景下,财产保全制度显得更加重要。本课题从当前财产保全制度设计中的不足入手,提出一些完善该项制度的措施和建议,希望能为相关领域的研究和实践提供一些参考。     

父母惩戒权若干法律问题探究

近年来,社会上频频出现家庭内部对未成年子女的施暴事件,其手段之残忍,令人触目惊心。而这些对孩子施暴的父母竟然还打着教育子女,合理惩戒的名号,试图为自己的行为脱罪。父母对于未成年子女是否拥有所谓的"父母惩戒权",我国学界对此研究并不充分,而过度"惩戒"社会现象却不得不引起我们对父母惩戒权的思考,本文将从法律人的角度探究父母惩戒权涉及的若干法律问题,包括对于父母惩戒权概念的界定、父母惩戒权是否应该独立成权、我国现有法律对于父母惩戒过当的救济途径和存在的问题等作出剖析。     

盛世情结与宋徽宗时代的社会救济

宋徽宗时代,是北宋社会救济制度发展的最高峰,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等救助机构普遍建立,且有一套较成熟、科学的管理办法。这一时期社会救济制度的发展,无疑受到了宋徽宗君臣盛世情结的影响。在社会生产力水平较低和全社会财富有限的情况下,过度的济贫措施,会产生一定的消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