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节慎库初探

明政府为了加强财政监管，于嘉靖八年（1529）建立了工部所属的节慎库。节慎库岁入工部四司各种名目的银两总数在八十万两以下。在都察院和六科的监察下，节慎库官员从入库、贮存和支放等环节对入库财物严格管理。但各种舞弊行为仍然层出不穷，加上官方连年兴建，使得库贮日渐空竭。     

试论辽朝的南北面官制度及其发展演变

本文力图站在生产力的高度来剖析辽朝的南北面官制度。把该制度分为草创期、定型期和合流期三个阶段探讨其演化进程，并揭示在各个阶段经济基础与政治制度的关系。同时，也对南北面官制度本身进行了全面阐释，并指出其借鉴意义。     

杜甫赴秦州原因探析——以长安十年求官经历为依据

杜甫一直坚持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他为何突然放弃官职西向秦陇？长安十年的求官经历是杜甫追求理想并为之艰苦奋斗的见证，同时也见证了他的思想变化过程。因此，可以从杜甫长安求官十多年的心路历程来探寻他离开官场西向秦州的原因。     

明代边疆史籍刊刻探研

明代边疆史籍的刊刻上受不断深化的边疆危机的刺激,下承宽松的出版政策之泽,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明代边疆史籍的刊刻分为官刻与私刻两大类.官刻得到朝野的充分重视,特点鲜明.私刻中的坊刻内容丰富,多以丛书的形式在社会上流传;家刻的目的不尽相同,但最终也往往推向市场.明代边疆史籍的刊刻特色鲜明,其经世致用意识强烈、作品种类繁多、体裁体例丰富,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辽初中书令虚设的不可能性探析

辽初中书令是在契丹建国前后复杂的政治环境下,从唐朝职官体系中引入辽朝南面官系统的。其设置具有特殊的历史条件及必要性。这决定了它在此段时期内发挥职能的必然性。在辽初确立的"因俗而治"治国方针下,中书令更难逃贯彻国策之重任。然而,目前辽史研究者们较多认为中书令仅为"虚衔",甚至否定其隶属机构——中书省职能的存在。对此,也有少数研究者持不同观点,但辽史研究界还没有对这些反对意见进行驳斥。因此,对此问题仍需进一步研究。     

玄武区：以优质服务引来高端人才

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海外归来的学子回国发展．可以说是机会多多。可是，作为出国多年的现南京博兰得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孙巨禄，为何选择落户玄武．落户徐庄？他用自己的语言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西北民族文学比较研究的魅力无穷

“西北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在这片土地上，高原河谷、雪岭平原、大河湖泊、沙漠绿洲、戈壁草原共存，穷山恶水和沃土牧场相依。古代就有塞族、月氏、乌孙、羌、匈奴、汉族、车师、柔然、突厥等民族生存繁衍，就有吐火罗文化、乌孙文化、柔然文化、鹿石文化和中原文化萌芽、发展和繁荣。西北的远古文化原本就带有多元色彩。     

春秋时期的司寇是法官吗?

在百年来的历史学、法律史学的著作中,周代的司寇多被解释为法官或司法官.这种解释的基本依据是《周礼》.以金文为据研究先秦史的学者部分地否定了这种解释.他们认为,《周礼》的有关记载不符合西周时期的实际情况.西周时期的司寇的主要职司是防止盗贼,维持治安,而非专职审判.在那个时期,刑讯狱讼诸事也无专官管理.但这些学者在对缺少金文支持的时段内的司寇的职司的判断上却又回到《周礼》的记载上来,确信《周礼》的有关记载以春秋时期的司寇为制度原型.本文作者认为,不仅西周时期的司寇不是法官,春秋时期的司寇也不是法官.先秦文献所载春秋司寇都是治安官,他们担当的都是治安警察的角色,其工作主要表现为以直接的行政力量"击"盗贼等,或者执行来自其他机关的惩罚犯罪的命令.司寇不是治安兼审判的机关,也不是战国及其以后的法官的前身.不管是用司法与行政职能分化的观点,还是用国家职能进化的眼光,都不能得出春秋时期的司寇是法官的结论,不能给《周礼》所载司寇机关来自春秋制度的判断以肯定性的证明.     

中国法治切入点的理性思考

选择"法"人作为"法"国家切入点,主要缘于法律尚未树立起极大权威。"法"人的着力点是依法治官和依法助民。依法治官的有效途径是:依法治权;规范为官者的社会失范行为;法律监督法治化。依法助民的途径是:以法律的方法规范民众的权利和利益;严格执法,取信于民,增强民众对法律的亲合力和依赖性;大力弘扬法的时代精神,进一步繁荣法律文化。     

消除“骗官”现象

骗官与跑官、耍官、买官相比，手段较为隐蔽，不易觉察，也更为卑鄙。因此，其危害尤烈于前者。但是，无论骗术如何高明，终归还是能够识破的。归纳起来，“骗象”大致有以下几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