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期望环境行为的类型及其行为呈现——调节聚焦影响视角

将漠视性和破坏性行为加以整合,提出"非期望环境行为"的概念,区分了非期望环境行为的3种类型:自发型、跟随型、防御型,并探讨了其行为呈现。鉴于行为与个体心理偏好及关注点的相关性,进一步分析调节聚焦对非期望环境行为的影响。通过对474名大学生的调查与分析显示:个体非期望环境行为总体发生率为50.5%,具有高发特征,其中自发型非期望环境行为发生率达32.9%,占比最高;常态发生（得分>=4）非期望环境行为的个体占比为21.0%,其中46.3%为防御型非期望环境行为;预防聚焦对非期望环境行为总体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促进聚焦对跟随型非期望环境行为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调节聚焦为"双低型"的个体,最容易发生非期望环境行为,且出现"翘尾"现象。据此,从非期望环境行为发生动机出发,结合调节聚焦的影响特征对非期望环境行为的干预提出建议。     

中国居民环境行为意愿的多层分析——基于2013年CSS数据的实证分析

环境行为意愿的调查一直以来是国际环境调查中不可缺少的题项,并且环境行为意愿对环境行为的调节和中介作用得到大多数环境社会学实证研究验证。我国环境社会学对环境行为意愿的研究相对较少,大多数研究将行为意愿作为环境关心或者环境行为的一个影响因素。本研究基于2013年的中国CSS数据,对我国110县级市的9 181位居民环境行为意愿从微观个体层面和宏观层面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在个体层面,婚姻状况、居住地、党员身份、教育程度、经济地位自评、信息获取、环境风险感知、政治参与对环境行为意愿有着正向作用。在宏观层面,地区经济发展对居民平均环境行为意愿有显著促进作用,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固体废弃物利用率与经济发展指标交互效应对当地居居平均环境行为意愿有一定影响。     

大数据嵌入乡村治理的路径创新

大数据技术的应用有利于实现乡村善治：一元主管转向多元共治、经验决策转向数据决策、被动处置转向主动预测、精细管理转向精准服务。然而,在大数据嵌入乡村治理过程中,尚存在着过程性与根源性等阻滞因素。为了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必须创新大数据嵌入乡村治理的路径,包括构建多元共治的大数据系统和大数据嵌入乡村治理的保障体系两大方面。     

竞争政策视角下我国公平竞争审查豁免制度的应然建构

我国公平竞争审查豁免制度尚需进一步完善。就其应然建构而言,至少应从价值目标、制度构建和程序运行三个层面进行深入探讨。价值目标层面,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以竞争秩序作为基本价值,这决定了维护竞争秩序是豁免制度的优先价值选择,而社会公共利益则应是其第二位阶的价值目标。在制度构建层面,以事先控制为主的模式选择和以个案豁免为主的类型选择应成为最主要的内容。在程序运行层面,豁免制度应以防止滥用为总体要求,严格的程序控制则是实现该要求的现实路径,包括启动、审查、批准和监督程序在内的各个环节都应遵循这一具体思路。     

运动式治理中资源调配的要素组合与实现逻辑——以武汉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活动为例

运动式治理是我国公共治理中普遍且特殊的治理形态。中国强政府的治理需求与社会资源总量稀缺存在较大矛盾,运动式治理中如何实现资源的调配成为关键问题。武汉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活动的案例与扎根理论相结合,聚焦出运动式治理中的资源调配要素组合及实现逻辑。运动式治理资源调配的要素组合为四个方面：资源调配的思想动员、资源调配的激励构建、资源调配的载体形式和资源调配的组织协同;其实现涉及多个主体间的权限划分、资源分配及物资消耗,涵盖政府资源的整合及社会资源的吸纳,以及具有相应的权力架构与制度保障。     

文化环境视域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

文化环境是人类主体的实践活动赖以进行的自然条件、社会条件和文化条件的总和,具有渗透性、可塑性、全面性、动态性和复杂性等特征,它影响着人们的价值选择、思维方式和行为趋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具有重要作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项系统工程,应当构建良好的文化环境,充分发挥家庭文化环境、学校文化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的积极影响和作用,整合社会资源,形成有效合力。     

农村独生子女家庭的现代权变与制度隐忧——以苏北鱼村“一子两挑”的家庭为例

“一子两挑”是独生子女家庭在日常实践中为应对现实需求而形塑出的权变模式,以独生子女为主体的核心小家庭呈现出双系继嗣的制度幻象。然而户籍的分离和财产继承的身份边界将小夫妻割裂为两个独立的经济主体,并将孙代的姓氏与财产继承捆绑,进一步撕裂了小家庭的完整性;另一方面,夫妻小家庭因利益、感情、现实等因素避重就轻地游走在两家之间,父代被置于劣势地位,家庭养老逐渐向“管好最后丧礼”的形式化孝道蜕变。由此来看,“一子两挑”的婚居实践确实改写了男性单系继嗣的家庭制度,但在变革的过程中存在诸多隐忧,是否会转向双系继嗣制度有待进一步研究。     

“释奠”礼仪特征与精神内涵之变迁——兼论释奠古礼向新礼的演进

释奠古礼起源甚早,属于非时而祭的简约之礼,具有不忘先祖、敬祖归功的礼仪内涵。周代的释奠古礼存在两个受祭系统：先祖先王（多于“庙”中举行）,先圣先师（于“学”中举行）。“学”中所行的释奠礼显示出重视人事经验、知识智慧的理性倾向和文教意味,是中国文化由巫到史的历程在礼仪上的具体体现。伴随着孔子及儒学在国家意识形态中地位的提升,历经汉、魏、晋,释奠古礼最终由对先圣先师的群体祭祀演进为专祀孔子之礼。释奠孔子新礼结合了祭祀礼典与讲经活动,南北朝、隋唐时期更形成为规范隆重、自由辩论的学术盛会,以及国家礼仪文化展示盛典,具有了崇圣重师、继承道统、昌明经学的新的礼仪内涵。当代继承和发展优秀礼文化,应处理好礼仪展示和精神承传的关系,发挥释奠礼在增强文化认同和凝聚人心方面的功能。     

社会协商制度的结构性变迁探析——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

社会协商制度的选择受宏观制度环境主导，其相关的政治变量，包括新理念、政治合法性、意识形态等因素与这一制度之间不仅构成一种序列结构，而且与其他制度之间也存在着相似的序列结构。该序列结构嵌入社会协商制度安排，使其行动者及相关行为主体与社会协商制度的互动呈现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态势，在某种程度上阻碍抑或促进社会协商制度的执行。因此，应从发挥党在社会协商中的保驾护航作用、确保社会协商的法律地位、营造社会协商的文化氛围三个层面探索社会协商制度的创新，以期推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     

传承 生存 发展——论侗族大歌文化转型及其“可持续发展”

随着现代化大潮的到来,侗族地区的封闭状况逐步被打破,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都产生了很大变化,侗族大歌的传承面临种种困境,因此,如何传承与发展已成为当下争论的热点问题。有人认为侗族大歌只能维系祖祖辈辈一脉相承的模式,走产业化路子是有悖传统的。本文以社会学、文化学理论为指导、结合对侗族地区的深入考察分析,指出侗族大歌同其它传统文化一样,具有"变"和"不变"的双重特点。它虽有很强不变性,但必须以保留其封闭状态为前提。而其可变的一面就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从而获得更好的生机。侗族大歌适时转型、走市场化、产业化之路,是在当前传承危机下找到的一条与现实相适应的发展路子。值得注意的是:文化产业发展是一把"双刃剑",发展侗族大歌文化产业应该把握好一个度,对其发展必须正确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