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男降女不降”话语及其女性想象

20世纪初,晚清知识界针对“男降女不降”这一来自明季的历史话语进行了广泛征用,形成一股颇具势力的言说热潮。虽然话语使用的背后担负相同性质的民族主义动机,但在具体论述过程中仍呈现微妙而有意味的差异：以蔡元培和章士钊为代表的“《苏报》同人”多借此话语形式直接为“排满革命”张目;其他知识分子如柳亚子、高燮等更为关注话语本身凸显的女性主体,致力于挖掘“女不降”蕴含的民族大义,借此呼唤晚清女性的崛起,彰显一定意义的女性主义立场。同时期文学文本建构的女性形象,可以看作是对上述差异性言说及其背后相同意图的呼应。     

“非君”与“排满”——辛亥革命的现代性诉求及其中国式表达

明末黄宗羲、王夫之的学说,在辛亥革命时期分别被立宪派和革命派赋予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内涵。与洋务运动以来提倡的"中体西用"说不同,黄、王二氏的学说是长期被视为传统政治边缘的异端和叛逆思想,他们重新进入了清末知识界的话语系统,成为宣传君主立宪和民族革命的利器,这种"现代革命"的中国式表达,是中国谋求民族性自身的现代性转换的必然选择。     

“排满”革命与清末制度变革

清末的制度变革是在＂排满＂革命压力下启动和逐步展开的,虽然清政府顶住＂排满＂革命压力,加快立宪步伐,并以＂大民族＂民族主义思想推动制度变革,但是＂排满＂革命使平＂满汉畛域＂逐渐形成了话语霸权,并进而对立宪改革的路径产生重大影响：＂预备立宪＂所进行的制度变革不再是纯粹为促进宪政服务,而更多地成为平衡满汉权力的工具。合法性资源远远不足的满族＂少壮贵族＂在制度变革的路径选择上最终滑入＂路径依赖＂的轨道。     

船山文学研究述评

如何评价王船山的文学成就,这个问题日益为学术界所注意。上世纪末,谭嗣同、梁启超等人,借船山反清排满,船山文学一度得到了他们的竭诚鼓吹。本来,“使死人复生是为了赞美新的斗争”,从中“找到革命的精神”。这在今天,人们是不难理解的。然而,时过境迁,对船山文学的研究并没有得到多少改变。直到现在,诸多诗文选本,船山不入;古代文学的研究文章数至万千。     

辛亥革命时期之四川会党初探

“会党”为我国近代南方民间秘密团体之总称。深谙会党内幕的陶成章所著《浙案纪略·外传·教会源流考》载,我国民间秘密团体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谓“洪门”,一谓“教门”。其中的“洪门”,支派繁多,如三点会、三合会、哥老会、洪江会、孝义会等等,皆由天地会分衍而来。天地会又称三点会,取洪字偏旁“氵”为名,又称三合会,取“洪”偏旁“共”含有合之意。“会党”即指“洪门”一类。     

论光复会与浙江会党的关系

光复会与浙江会党关系十分密切,光复会对会党的联络、吸纳远胜同期的其他革命团体,而会党对光复会的影响也远较其他革命团体大。光复会“反满复汉”的纲领是受会党影响提出来的,一批会党领袖加入光复会并进入大通学堂学习,使会党成员的革命觉悟和军事素养有所提高,也使光复会有了亲密的同盟军,为其发动反清起义,光复浙江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但是由于会党自身的狭隘、散漫等局限性以及光复会对会党改造的不足,也对革命造成了许多消极影响。     

夷夏之辨与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中国政治文化研究之三

夷夏之辨是传统的政治理念。19世纪末顽固派以此作为拒绝向西方学习的挡箭牌 ,对历史发展起着阻碍作用。20世纪初革命派以此为推翻清廷统治的思想武器 ,对历史发展起着促进作用。夷夏之辨 ,是决定近代中国政治思潮演变的主旋律 ,是全方位理解近代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学术思想的主心骨     

试论清末"黄帝子孙"称谓的勃兴

20世纪初年,由于时局的崩坏,革命派尊黄排满的需要,以及传统夷夏观的影响,"黄帝子孙"称谓勃兴.改良派所谓的"黄帝子孙"一般泛指包括满汉在内的全体中国人,革命派所谓的"黄帝子孙"则专指汉族人.经过改良派和无政府主义者的批判,加之革命派工作重心的转移,"黄帝子孙"称谓的勃兴现象于1907年后消退,到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终于结束.清末"黄帝子孙"称谓的勃兴,是中国社会转型期产生的特殊现象,是革命派尊黄排满的必然产物,同时也是"黄帝子孙"称谓的一次短暂错位.虽然它促进了反清革命的胜利,但却冲淡了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批判,不利于真正实现三民主义.     

孙中山颁布“剪辫令”的思想根源

辛亥革命结束了满清王朝在中国的统治,而作为清王朝统治标志之一的辫子的割除在新政权建立后就带有了某种观念革新的意义。1912年3月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一道大总统令,命令的内容是要求"未去辫者,限二十日内一律剪除净尽"。这种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推行"剪辫"的做法,具有一种不同寻常的意味。通过探讨孙中山颁布"剪辫令"背后的思想根源,可以揭示出孙中山思想中的一些误区和倾向。     

地方知识精英与辛亥革命在浙江的延续——陈黻宸与浙江光复运动关系探析

作为杰出的地方知识精英,陈黻宸在辛亥革命时期不仅积极参与杭州光复运动,而且试图对独立后温州的政治格局走向进行影响。之所以会有如此的举措,一是在于他早期业已形成的主张民权的政治倾向,二是在温州及旅外期间,以广阔的学缘和地缘关系结识了一批知识分子和军政要员,这种人际网络构成了其参与辛亥革命的现实依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