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商洛方言概述

商洛人口根据移民来源的先后可分为两批,一批是本地人,主要分布在商州、丹凤、洛南等市县城市广大地区,讲此种语言的人主要是当地土著居民和明代移民至此较早的"大槐树人",他们以主户自居。另一批是第二次移民高潮来陕的人,他们的祖先于清初伴随着"湖广填陕南"的浪潮从江南和广东、福建沿海等地入陕定居,故被称作"客户人",其名称和"客家人"的叫法有异曲同工之妙。商洛的本地人还称"下湖话"为"蛮子"山蛮子"鬼蛮子",下湖人则称本地话为"瞎家伙话"爪子话"奤子话"。在相关方言材料和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各种称谓的说法作出了相应地解释。     

汉语的职衔称谓与汉民族的文化思想

中国人在交际中普遍喜欢使用职衔称谓称呼对方,并表现出一种特殊的现象,即刻意抬高对方的职衔,这一现象深刻地折射出了在社会变迁中汉民族文化思想的深层积淀。对汉语职衔称谓进行分类,指出其使用中的特殊现象,并对蕴含于其中的汉民族政治文化与＂礼＂文化思想进行分析是很有意义的。     

论秦汉时期“足下”称谓的社会内涵

"足下"是奏汉时期人际交往中普遍使用的尊称称谓,它最早产生于战国时期,主要用于时各国君主的尊称.秦汉时期,"足下"的内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它不再是少数尊贵独享的尊称,而是成为社会大众都可广泛使用的尊称称谓."足下"称谓内涵的嬗变反映了统治者称谓政策的改变,对称谓的形成、转变与演化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而大一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确立与发展恰是促成统治者称谓政策改变的原动力.     

小议汉英职衔称谓的差异

本文通过对比分析的方法,分析了汉英职衔称谓的差异以及造成这种差异的中西文化内涵,并提出在汉英职衔称谓的翻译上采用的方法。     

“客家”称谓年代考

从罗香林先生到近年的客家学研究者 ,对“客家”称谓出现的由来与年代不断有所讨论 ,然而一些讨论或因文献资料不足 ,或因对文献的理解有偏差 ,更在于未能寻得更多具体史料的支持 ,故而不是语焉不详 ,就是过于主观武断。“客家”称谓出现的年代问题 ,是客家学理论架构上的一个重要关节点。这个问题不解决好 ,“客家史”也难于动笔。笔者近年侧重研究清初“湖广填四川”和“迁海复界”所引发的客家移民运动。这一考察经常涉及“客家”称谓问题。本文即在对四川、广东、福建、台湾、南洋移民考察的基础上 ,提出“客家”称谓的出现应在“客民第四次大迁徙”的康熙至乾隆年间 ,而且是以“他称”率先出现在广州府、肇庆府的粤语区域内。“他称”转为“自称” ,作为客家民系整体说来 ,则应是咸、同年间“土客大械斗”之后。     

汉阿亲属称谓的差异及其文化渊源

汉语和阿语的亲属称谓差异较大,它反映了两个民族的人际关系、文化传统与价值观念。本文从汉阿两个民族的文化渊源入手,就汉阿亲属称谓的繁与简、汉阿父系称谓与母系称谓的差别、汉阿亲属称谓在排行上的差异、汉阿亲属称谓的泛化使用等内容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提出了颇具新意的见解。     

"农民工"称谓的历史演变及其启示

称谓不仅仅是指称某一对象,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所指称的对象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地位的状况和变迁等."农民工"称谓的变化不仅体现出国家和社会对农民工态度的转变,也反映了国家、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随着社会转型和城市化的完成,有关"农民工"及其区别于市民的各种歧视性称谓都必将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成为历史.     

美国原住民的称谓之争——当今美国"美国印第安人"与"土著美国人"的争议

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针对美国原住民的称谓问题,围绕着“美国印第安人”和“土著美国人”这两个词产生激烈的争议。在分析这两个词的源起以及赞成和反对使用的理由后,我们认为,用特定的印第安部落成员身份来称呼美国印第安人是最佳方式。     

类族之道:简论我国族类称谓的类型与演变

族类称谓的类型、制作及不同时期涵义的演变,反映了民族交往的历史过程,体现了族际政治的结构变化。文章尝试走出自称与他称的传统二分,以官方称谓引入国家对族类称谓的影响,把族类称谓分为自称、他称与官方称谓三种类型。在此基础上,从官方称谓与自称和他称的关系出发,整理了封建王朝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和改革开放以后三种背景下我国族类称谓相互转化和发展演变的大致情况,尝试厘清不同时期称谓演变背后的原则和脉络。称谓制作与演变背后,是意识形态、族体政治与民族交往共同作用的结果,反映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民族关系的发展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