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与地方科技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研究——基于分级制试验与控制权分配的视角

目前,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科技事权和支出责任已经成为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关键环节。本文在总结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基于分级制试验视角认识我国科技创新治理中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从控制权的分配和转移情况,对中央与地方科技事权和支出责任中的问题进行了剖析,指出检查验收权的转移造成了各级政府部门在科技创新试验中行为的异化,并会打破"由点到面"的试验链条,影响相关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MBO后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绩效四效应的实证研究

本文提出了我国上市公司实施MBO后影响公司治理绩效的四个效应假设:(1)金字塔型股权结构下管理层的现金流权和控制权的两权分离效应;(2)上市公司增加现金股利分配效应;(3)管理层的挖壕自守效应;(4)管理层的掘隧输送利益效应。通过对样本公司的实证数据检验,本文肯定了两权分离效应、挖壕自守效应、掘隧输送利益效应的存在,否定了增加现金股利分配效应的存在。     

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转移绩效研究——基于经营业绩的分析

已有对公司并购绩效的研究没有得出一致结论,本文运用会计研究法研究公司控制权转移的绩效,文章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计算公司经营业绩综合得分,分析控制权转移方式、第一大股东性质变动、转让的股权比例、高管变动等因素对控制权转移后公司业绩变动的影响,并考察控制权转移中是否存在盈余管理问题。研究表明,控制权转移没有显著提高公司业绩,业绩的提高反而是部分来自于盈余管理。说明现阶段市场环境下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转移不仅不是代理问题的解决方法反而是代理问题的表现形式。     

公司绩效与经营者变更：上市公司政府控制权的差异

基于政府控制权差异，本文对我国上市公司进行了分类，并据此检验了经营业绩和经营者变更的关系。根据所选样本在样本区间的实证结果表明：整体上看，公司绩效对经营者变更有显著负向作用；其中。政府直接控制型公司的经营者变更对绩效的敏感性显著低于其他类型的公司：一般法人控制型公司和国有法人控制型公司的经营业绩在经营者变更后短期内显著下降：无论哪类公司的经营者变更都没对业绩发挥显著促进作用。本文的研究为转型经济中深化企业改革提供了有意义的借鉴。     

过度消费中营销方向对消费者后悔情绪的影响:责任归属的中介作用和自我控制的调节作用

2020年新冠疫情对个体消费观念产生了不利影响,与此同时各种营销手段也在不断刺激个体消费模式,个体实际消费超过真实需求,过度消费现象层出不穷。然而过度消费行为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其引起消费者后悔情绪的作用机制和边界条件如何,现有研究尚未得出清晰的结论。因此,研究一采用准实验研究方法,首先探究营销方向是否能够对过度消费行为产生影响。结果表明:正营销对过度消费行为存在促进作用,而逆营销对过度消费行为存在抑制作用。在此基础上,研究二以归因理论为基础,构建了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探究过度消费行为发生后,营销方向对后悔情绪的影响。结果表明:(1)责任归属在营销方向与后悔情绪间起中介作用:逆营销使消费者更倾向于内归因,后悔情绪得以增强;而正营销使消费者更倾向于外归因,后悔情绪得以减弱。(2)自我控制不仅能够调节责任归属与后悔情绪之间的关系,同时也能调节责任归属在营销方向与后悔情绪之间中介效应的强度。     

上市公司控制权溢价水平及影响因素研究

控制权溢价水平的高低对于股权转让和股票交易具有重要影响。本文以2001年9月到2003年9月期间236起上市公司非流通股控制权交易为样本，通过对比控股权交易价格和小额股权交易价格，研究上市公司控股权交易溢价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上市公司控制权交易相对于小额股权交易而言具有较高的溢价水平，溢价率为14．04％。在已经发生的控制权交易中，交易后半年内发生行业变更的控制权交易比没有发生行业变更的交易具有更高的溢价水平，平均超额溢价率为6．92％。同时通过对影响控制权溢价的因素进行分析，发现上市公司股权转让前的总资产规模、流通比例与控制权溢价呈显著负相关，未分配利润与控制权溢价显著正相关，而负债水平（资产负债率）与流通股本则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并购中的控制权私人收益：从福音到梦魇的根源——四川泰港与西藏天科并购重组ST包装的案例实证

特定民企收购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从福音到梦魇的并购异象显然无法用经典的并购协同理论来解释。文章由此引出控制权（私人）收益的概念及其内在逻辑,进而推导得出一个以预期控制权私人净收益函数为核心内容的民企收购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理性决策模型,接着以四川泰港与西藏天科并购重组ST包装为典型案例验证理论模型的正确性。文章认为,在股权分置、监管不力、会计规则不完善的制度背景下,形式多样、数额巨大的控制权私人收益是并购重组从福音嬗变成梦魇的根源所在,亟待针对性的系统治理。     

混合所有制企业的股权结构与创新行为——基于自然实验与断点回归的实证检验

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内部怎样的股权结构最能激励企业通过创新获得竞争力?为此,本文运用精确断点回归方法检验了混合所有制企业的终极控制权性质及控制地位突变对创新的动态影响。在"熊彼特假说"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了终极控制权与企业规模对创新的交互效应。结果表明:(1)对于全体混合所有制企业,国有资本的终极控制权在平均意义上对企业创新不具有显著影响。(2)一旦区分企业规模,国有资本的终极控制权更有利于推动大型企业创新。对于规模小的混合所有制企业,非国有资本取得终极控制权反而更有利于创新。(3)对于国有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国有资本终极控制地位的强化并不能进一步激励企业的创新行为。本文的主要政策含义是:党中央、国务院一直以来坚持的"抓大放小"国有企业改革战略具有较强的前瞻性与科学性,应予以坚持并在国有企业改革的其他领域继续推行。     

产业政策的有效性边界——基于不完全契约的视角

国内学术界对产业政策的争论仍停留在"产业政策是否有效"的阶段,而真正的问题应该是"产业政策什么时候有效",即讨论产业政策的有效性边界。本文认为,产业政策本质上是政府与企业签订的一个不完全契约,由于剩余控制权分配既是缓解不完全契约环境下敲竹杠问题的方法,也是外部性内部化的途径,因此,本文构建了一个不完全契约模型来分析产业政策的有效性边界。本文发现,产业政策的有效性依赖于4个条件:第一,当政府目标与企业目标不一致时,政府对产出价值的评价足够高;第二,产业政策不应是"一刀切"的,要包含政府的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第三,国家具备产权明晰化的微观基础;第四,政府不滥用谈判力。本文从不同方面对模型假设进行了讨论,发现结论是稳健的。     

风险资本融资、证券工具与控制权配置

现实中风险资本融资使用不同种类的证券工具,尤其是大量使用可转换优先股,委托代理理论和控制权理论对此有不同的解释.可转换优先股不仅可以在投资者和企业家之间分配剩余索取权,还可以分配控制权,而且这种控制权的转移是状态依存的.在控制权理论的框架下建立一个风险资本融资的财务契约模型,很好地解释了控制权状态依存配置以及可转换优先股在配置控制权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