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PA条件下的走私犯罪问题研究

CEPA是内地与港澳签署的有关更紧密经贸关系的两个协议,其核心内容为原产地规则以及签证核查程序。目前CEPA已经全面实施,但CEPA在实践中也暴露出很多问题,最突出的就是涉及原产地证书的走私犯罪活动。本文主要从海关监管的视角对此类走私犯罪问题进行说明,目的是为海关侦查机关追查和侦破工作提供有力支持。     

商业贿赂犯罪中回扣的认定及相关罪责问题研究

商业贿赂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是商品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作为商业贿赂犯罪往往以回扣行为出现。如何认定商业贿赂犯罪,如何判定犯罪行为与正当经济手段行为的区别,回扣的认定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从商业贿赂犯罪回扣的概念、特征到回扣的主体及刑事责任几方面进行了论证。     

"家庭型"共同受贿犯罪类型化研究

共同受贿作为典型受贿的一种修正形态 ,有其自身的内在要求 ,这种内在要求一方面来自于单独受贿罪的身份犯特征 ,身份犯共同犯罪的成立、形式和范围 ,历来是我国刑法共同犯罪理论中颇具争论性的问题 ;另一方面来自于对单独受贿罪基本构成要件的理解 ,单独受贿罪客观方面构成要件的认识分歧 ,必然导致共同受贿犯罪主体范围和类型的争议。“家庭型”共同受贿犯罪在司法实践中呈高发趋势 ,其衍生蔓延已为刑法理论界所重视 ,加强对其类型化的分析研究既是司法实践之所需 ,也是理论研究之归宿。在共同受贿犯罪类型化理论论证的基础上 ,本文将“家庭型”共同受贿犯罪区分为合作型和利用型两种 ,并对此进行了深入分析。     

犯罪标签与我国刑事法治

犯罪标签理论是西方犯罪学中重要的学说之一。它认为 ,人的行为并不取决于行为的内在性质 ,而是取决于社会解释方式 ,即社会将这些行为称作什么以及由这些称呼所包含的社会意义和社会、个体对这种称谓的反应。个人犯罪就是社会对行为人贴上了标签的结果。这一理论有其自身的合理性和不足之处。基于该理论思考我国的刑事法治建设 ,做到洋为中用 ,期望对我国刑事法学和刑事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跨国公司的技术控制与我国的自主创新战略

外商投资企业与其在华建立研发机构的巨大悬殊性,及其在华研发机构控股化、独资化运作模式决定了外资企业研发机构不可能成为我国科技发展的有力助手。其对华实施的“研发链分工”和“技术标准”战略,决定了我国必须走自主创新之路。为此,政府应该积极转变角色,并充分发挥采购制度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努力创造一个鼓励创新的良好环境。而企业也应该抛弃照搬他人技术的行为,积极引导员工加强内部管理,开展创新活动,形成自己的创新性技术。     

赃物罪中"犯罪所得"的含义

在赃物罪中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是指犯罪所得的物或者财产上利益及其产生的天然孳息和法定孳息.在本罪犯罪对象中,有体物是犯罪对象的核心部分,无体物也可以成为本罪的犯罪对象.在动产与不动产的划分上,动产是本罪犯罪对象的核心部分,不动产也可以成为本罪的犯罪对象.但是,不动产成为本罪的犯罪对象可能会受到不动产本身属性和行为类型特征两个方面因素的制约.除了物可以构成本罪的犯罪对象外,财产上利益也可以成为本罪犯罪对象.而且,不限于物化的财产上利益,即使没有物化的财产上利益也可以成为本罪的犯罪对象.     

未成年人犯罪的刑法处遇——刑事政策视域下的学理解释

未成年人犯罪的刑法处遇是我国刑法适用中的一个永恒的主题,基于未成年人的特殊主体身份,产生了与之相对称的以教育为主、以惩罚为辅的刑事政策理念,并在刑事立法和刑事解释中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其中学理解释在弘扬该刑事政策的基础上,在未成年人犯罪的刑法处遇上倡导:对刑法典第17条第2款的解释和适用,应坚守行为说+罪名说的限定方式;在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处遇上,预防是刑罚适用的正当化依据,应从刑罚种类的限制性适用、刑罚裁量制度的扩张性适用及刑事和解等方面加以实现。     

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非刑罚处罚对策研究

未成年人犯罪主体特殊,坚持"以人为本",深入研究未成年人犯罪的非刑罚处罚问题,改革创新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处罚的原则与方法,遵循刑事立法非犯罪化、刑事处罚非刑罚化等原则,采取司法警告、补偿损失、善行保证等非刑罚处罚方法,加快未成年人犯罪实体法和程序法建设步伐,对有效打击和遏制未成年人犯罪,挽救和保护未成年人,构建和谐社会意义重大.     

浅议农村信用社增量不良资产的控制

对农村信用社增量不良资产进行控制是实现农村金融安全的关键。从增量不良资产的生成机理来看 ,其主要是由农村信用社的法人治理结构、外部经营环境以及风险管理体系等仍不完善所造成的 ,因此 ,控制增量不良资产的主要措施是健全农村信用社的法人治理结构、改善外部经营环境、健全农村信用社的风险管理体系以及引入竞争机制等。     

论强制侦查的法律控制--以刑事不立案的标准为视角

强制侦查措施的行使大都与公民的基本权相关，若缺乏必要的程序保障措施，强制侦查权就可能被滥用而侵犯公民的宪法性权利。当前，我国全凭侦查机关自行掌握强制侦查权的方式存在重大缺陷，在司法实践中产生了不少弊端。有必要借鉴一些国家强制侦查控制制度良性运作的做法，并对当前我国法律上规定的强制侦查控制机制是否具有内在的正当性进行系统的考察，从而对我国强制侦查制度的法律控制机制建构做一宏观上的设计，以规制我国强制侦查权的行使，保护被追诉人的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