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虹的四次裂变

2003年，成都电热器厂全体职工转变为股东，成为控股主体的实际出资人，完成了职工身份的彻底转变，职工同时以股东的身份参加股东大会，参政议政、行使表决权力     

参与不干预、协商不命令、引导不强制关于加强外企党建工作的思考

党组织应采取参与不干预、协商不命令、引导不强制的办法，强化工作方式上的主导性、渗透性、服务性和灵活性，促进外商控股合资企业在党的方针政策指引下健康发展。     

充分竞争：补偿所有权监督不足的市场安排

本文论证了股份制将导致所有权监督不足,培育充分竞争的市场体系是目前市场经济国家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手段,在市场约束缺乏的条件下,一味推进股份制改造,将会使国有企业从一种低效率走向另一种低效率;由于“马太效应”的存在,旨在通过其他产权主体的加入来提高国企效率的思路有必要进一步探讨;如果国有股处于控股地位,国家将负担这种低效率企业的全部监督成本,其他产权主体搭国家的便车。鉴于此,国企改革应该是产权、环境和管理改革的三位一体,同步推进。     

外资引进中控股行为与股权管理之法律分析

外资引进过程中的外资控股行为,主要是通过收购国企、投资入股和增资扩股这三种方式进行的。其主要特征是第一,外商对国企进行控股收购和压价收购,从而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第二,外商在投资入股中采用了拖延出资、低价高报等不正当手段来实现控股目的,从而导致国有资产损失;第三,外商要求增加注册资本,导致中方股权下降,达到控股目的。凡此种种,均对国有经济产生了不利影响,因此加强外资引进中的国有股权管理,实为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政府有必要通过政策、法律和行政手段来强化国有股权的管理。宏观上,国有股权的管理应在政府的经济政策和政府立法指导下实施。微观上,则表现为行政执法和行政管理等政府行为的直接介入。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非理性融资选择行为及价值模型构建

从我国上市公司的股东构成来看,有实质控股股东、机构投资股东和投机参与股东三类。其中,投机参与股东对公司的经营决策影响较小,机构投资股东也因其持股比例偏低起不到决定性作用,而控股股东对企业具有控制力。控股股东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标准决定了公司治理结构的基本特征,也深刻影响着上市公司的融资决策。我们运用行为金融学的期望理论,构建了控股股东的价值模型,来研究其非理性融资选择行为。结果表明:严格的内部治理机制和外部监管法规以及正确的常规收益价值取向,是遏制控股股东无限股权融资倾向的必要条件。     

控股差异公司治理政治关联与环境会计信息披露

选用沪市6个污染行业153家上市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作为样本,运用多元线性回归分别建立控股差异、公司治理、政治关联与环境会计信息披露之间的回归模型,之后建立三个因素共同作用与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回归模型,通过分析控股差异、公司治理、政治关联三者之间的内在关联及相互作用,探究三者对于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单因素分析,还是多因素共同作用,高管的政治关联都对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水平起主要作用,与高管没有政治关联的公司相比,高管有政治关联的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水平更高,并且因为政治关联的存在使得控股差异和公司治理对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影响程度有所提高.     

央企董事会试点、国有上市公司代理成本与企业绩效

为了建立健全央企的治理结构,使其规范行使对国有上市公司的股东权利,国资委自2004年6月开始逐步对央企实施董事会试点改革(1)。基于这一准自然实验,本文分析控股股东董事会建设对国有上市公司代理成本的影响及其经济后果。采用2002~2015年沪深交易所央企控股上市公司的数据,检验发现,央企董事会试点显著降低了控股上市公司的两类代理成本,且这种影响主要存在于央企持股比例较低的上市公司。进一步的检验发现,相对未纳入试点范围的央企,那些试点央企的控股上市公司在试点后3年内拥有显著更高的经济增加值和股票回报率。上述结论不仅从控股股东的视角为董事会的治理效应提供了新的解释,也为央企董事会试点的积极效果提供了实证证据,从而对推进和深化国有企业的治理改革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论控股股东诚信义务的规范功能

为防止控股股东基于其控制地位损害公司或其他股东的利益,应当利用控股股东的诚信义务来规范控股股东的行为。控股股东诚信义务的事先规范功能主要体现在对诚信义务通过类型化处理作出细化的规定,包括禁止滥用公司独立人格逃避债务、禁止控股股东从事关联交易以损害公司或其他股东利益、禁止操纵利润分配、禁止侵吞公司财产。控股股东诚信义务的事后控制功能主要体现在控股股东违反诚信义务,滥用其控股地位而损害其他股东利益时,应当依法承担责任,对受害人给予补偿,以维护股东间利益的平衡。     

全流通背景下非控股大股东“用脚投票”发挥治理效应了吗?

股权分置改革后全流通的市场环境为我们从非控股大股东减持的视角来考察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代理问题以及大股东与中小投资者之间的代理问题提供了机会。以2005—2014年沪深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后发现:非控股大股东"用脚投票"有助于降低控股股东代理成本和管理者代理成本;控股股东在持股比较低时侵占上市公司利益更严重,但国有企业控股股东持股比越大,对上市公司的利益侵占越严重,同时,国有企业的管理者代理成本更高;非国有企业控股股东同样存在严重的侵占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     

基于声誉考虑的高管和控股股东策略演化博弈研究

在委托代理理论的框架下,基于中国上市公司单一控股股东特征的股权结构,分析中国上市公司高管与控股股东的委托代理问题对中国公司的治理有重要的作用.在高管与控股股东有限理性的假设前提下,文章引入了声誉激励机制的动态模型,运用演化博弈理论分析对高管实施激励过程中,高管是否努力工作的策略选择和控股股东是否选择监督的策略选择的互动机制,揭示了基于声誉考虑的高管和控股股东在委托代理关系中的演化进程,并对影响该动态系统稳定的关键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演化博弈不存在最优的稳定策略,但存在三个局部稳定策略.文章最后提出通过结合股权和股票期权等显性激励,加大对有偷懒行为的高管处罚力度,通过聘用高声誉的高管发挥声誉的隐性激励作用等方法使演化博弈的策略向公司委托代理机制所期望达到的最优目标收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