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宗朝和?入职刑部年代考辨——从《疑狱集》的编纂年代说起

《宋史》所述和?入职刑部的时间与其他史料不吻合。经考察,元人在编修《宋史》过程中,将和?仕宦履历删削失当,而致记事疏漏。实际上,端拱二年和?入职刑部,到淳化元年五月除授刑部详覆官,并非传文记述返京入职之始即获此差遣。     

论中国“佛系青年”的免费数字劳动需求

“佛系青年”的主体是“90后”青年。不愿参加现实社会劳动的“佛系青年”中有相当一部分乐于从事免费数字劳动。本文基于美国心理学家德西和瑞安提出的自我决定理论,发现免费数字劳动能够满足“佛系青年”的三种基本心理需求：自主需求、能力需求和归属需求。自主需求来自“佛系青年”向成人世界夺权、自己做出行为选择的愿望;能力需求使他们偏爱与世无争又能挑战自己能力的免费数字劳动;归属需求则源于他们对虚拟组织的依恋心理。尽管免费数字劳动创造了新的不平等,但无论如何,免费数字劳动的核心价值在于珍视创造性劳动所带来的快感,推崇后物质主义时代人类的无私奉献精神。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苏联与中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欧洲战场上的苏德战线和亚洲太平洋战场上的中日战线是最重要的和决定性的。为了确保两条战线的胜利,苏联和中国的外交活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由于日本的扩张行动日益猖獗,苏联感到自身安全受到威胁。在日本的逼攻之下,苏联和中国的战略利益逐渐趋于一致。于是,苏联决定向中国提供有效援助和支持,但美、英等西方国家并不支持苏联的动议。面对日本的侵略,中国向西方寻求保护的外交努力严重受挫,迫使蒋介石政府积极寻求苏联的支持,最后两国缔结互不侵犯条约。条约奠定了苏中友好关系的国际法基础,苏联据此为中国抗日战争提供了必要援助和支持。1941年日本袭击珍珠港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亚洲战场增加了太平洋战线,战争扩展到了整个亚洲太平洋地区。从此以后,西方各国才开始援助中国,对华战略才发生转变。     

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的路径选择——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引发的法律思考

新冠肺炎疫情中暴露出了信息公开制度的一系列问题,其中作为事业单位的疾控中心和医疗机构是否应当对相关疫情信息进行公开引起了公众的普遍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对公共企事业单位只作了原则性的规定,现有的“最小存留适用”“最大限度适用”和“脱条例化”的公开路径理论均存在不同的缺陷。公共企事业单位作为一个整体对外虽然与行政机关存在相似性及差异性,但其相互之间也并不完全相同,公开主体与公开目的都存在一定的特殊性及不同之处,因而无法适用统一的公开路径,需遵循“入条例化”和“脱条例化”的双重路径进行信息公开。当公共企事业单位同时符合“实质控制”“公益性”和“弱竞争性”的标准时应当按照“入条例化”路径展开,否则按照“脱条例化”的路径进行公开。     

“外儒内法”之再辩正——以明代的法律实践为中心的考察

我国封建王朝的法律实践,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都体现了依礼制法、以礼入法、以法护礼、以法行礼的原则与精神。明代的立法和司法两方面的法律实践都证明,"礼"是明朝统治者统治的最高准则与核心,从而进一步证明了我国封建王朝的统治是"外儒内儒",而非学界一向认为的"外儒内法"。     

实质刑法的理论与实践:基于三部曲的整体思维

为更好地践行实质刑法三部曲的理念,必须对其整体思维加以分析.面对刑法规范中成文或不成文的构成要件要素(尤其是后者)需要补充解释的情形,应基于古典法哲学的理性主义以及经典罪刑法定原则的处罚值得处罚的行为之实质侧面,建立以客观构成要件违法性与主观构成要件有责性的实质二阶层的犯罪论体系.同时,对刑法规范予以实质解释,并以此避免“无罪之罚”现象的出现,通过形式入罪和实质出罪,建构形式上“有罪不一定罚”的出罪通道,从而充分实现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     

论后殖民语境下的译者主体性: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

后殖民译论着重关注的是译本生成的外部制约条件以及译本对译入语文化的作用与反作用.本文试图以译者主体性这一重要的能动因素为切入点,着重剖析处于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的译者如何采用异化与归化等翻译策略影响译入语主流文学、主流文化与主流意识形态,阐明后殖民学者引入的"杂合化"概念正是综合这两种策略、包容异质文化的折衷手段,以期揭示译者主体性在"后殖民语境的竞技场与试验场"的彰显作用.     

论王安石援道入儒的思想体系

王安石援道入儒思想体系,表现在体用合一、本末兼备的道论,无善无恶、性情合一的性论,万物废兴、自外在我的命论三个方面。王安石的儒学思想体系达到了当时理论思维的新高度。     

韩国古代文人眼中的中国——以《朝天记》、《朝京日录》、《入沈记》为中心

许葑的《朝天记》、金堉的《朝京日录》和李田秀、李晚秀的《入沈记》分别是16世纪、17世纪、18世纪韩国文人的访华记录。比较这三部作品,可以发现文中的中国社会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究其原因,是各个时期中国社会现实和韩国文人看待中国的视角发生了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