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精神常在

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也是红军长征入川80周年。两者相隔十年,但有隔不断的历史关联,在四川历史上,它们都占有意义非凡的篇章。     

全面抗战时期重庆粮食工业述论

粮食是人类赖以生存和繁衍的物质条件与国家的经济命脉,也是持久抗战的基础。全面抗战爆发前,重庆粮食工业发展缓慢。全面抗战爆发后,重庆的粮食工业开始兴盛,碾米业、制粉业、切面业等蓬勃发展,官营与民营同步扩大,重庆的粮食工业因抗战而兴,呈现出明显的发展特点,为支持前线抗战和维护后方经济社会的稳定作出了贡献。?更多还原     

抗日文学光环掩盖下的文革

何顿的抗日题材长篇小说《来生再见》,其写作的重心不在抗日,而在文革;作家关注的不是历史,而是普通人在极端政治条件下人性的挣扎。生存环境险恶严酷的抗战时期,主人公黄抗日能够应用自己的生存哲学虎口脱身,回到家中安静地生活;但在文革的政治环境下,他却被逼得装疯、吃屎,家破人亡,生活、人格肢解得体无完肤。作品通过这种对比竖起了一座文革无字碑,形成对文革无言的控诉。     

解构与转化：李庄抗战文化创新体验研究

基于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弘扬李庄抗战文化精神,创新转化李庄抗战文化传承方式,提升李庄抗战文化育人效果。以归纳法、演绎法、实践法,分析了李庄抗战文化的德育价值和当前李庄抗战文化传承困境。解构李庄抗战文化的结构特点,及拓展训练组织原理,建立以身体活动为基础,以李庄抗战文化为底色,以拓展训练的团队体验为模型的李庄抗战文化特色团队体验课程。通过反复实践检验与调整,事实证明,以身体活动为基础的“文化体验”更加有利于学生感知和接受;让文化的力量更“接地气”地被吸收、认同、传承,具有在和风细雨的体验中种下家国情怀的种子,在潜移默化中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比较优势。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山西抗战文艺实践——以《西线文艺》为中心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西线文艺》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以阎锡山为代表的国民党创办的文艺期刊,在进步人士的控制下,凝聚各地作家队伍,刊载了诗歌、小说、散文、话剧和插画等多种文体作品,推动战地文艺的发展,加强了文化工作者的统一战线。它在战火纷飞的西线战场艰难存生,发展壮大,呈现出全面抗战爆发后西线战场的文艺面貌,具有强烈的战斗色彩,对教育人民、动员人民、联合抗日起到了积极宣传作用。     

抗战期间邹韬奋的民主政治观

作为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新闻工作者和政论家,邹韬奋为中国新闻出版事业和民主政治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从民意机关、民权、党派三个方面来论述其民主政治观。针对民意机关,邹韬奋认为必须由人民自己选出来,而不是随便由人指定的人民代表组成,在此基础上,才能产生真正对人民负责的政府;对于民权,他认为人民的民权表现为人民在法律面前平等、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和普选权,而人身自由是无须说明的,并提出政府和人民应该共同努力以保障民权;而其政治观更具时代特色,邹韬奋指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是全国各政党的共同要求、共同利益,因此团结各党派才能集中全国力量以取得抗战胜利,为此就要实现党派平等,保障各党派的政治权力,并取消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实现民主政治。     

中西文化交汇与新加坡儒教复兴运动的兴起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中西文化的交互作用下,在新加坡华人社会兴起了一场规模浩大的儒教复兴运动。新加坡儒教复兴运动虽明显受中国本土的孔教运动影响,但与康有为试图借助政治的力量将孔教定为国教不同,新加坡儒教复兴运动走的是民间化的道路。基于新华社会多元的语言状况,儒教复兴运动中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运用中英双语来推广儒学。受新加坡地区浓郁的宗教氛围影响,新加坡儒教复兴运动以构建儒教为要旨,力图整合佛教、道教以及民间宗教信仰,并通过与基督教的论争来完善理论体系的建构。新加坡儒教复兴运动的兴起,是儒家文化在新加坡的传播由自发走向自觉的集中体现,同时也是儒学在宋明理学之后第二次转向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苏联与中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欧洲战场上的苏德战线和亚洲太平洋战场上的中日战线是最重要的和决定性的。为了确保两条战线的胜利,苏联和中国的外交活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由于日本的扩张行动日益猖獗,苏联感到自身安全受到威胁。在日本的逼攻之下,苏联和中国的战略利益逐渐趋于一致。于是,苏联决定向中国提供有效援助和支持,但美、英等西方国家并不支持苏联的动议。面对日本的侵略,中国向西方寻求保护的外交努力严重受挫,迫使蒋介石政府积极寻求苏联的支持,最后两国缔结互不侵犯条约。条约奠定了苏中友好关系的国际法基础,苏联据此为中国抗日战争提供了必要援助和支持。1941年日本袭击珍珠港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亚洲战场增加了太平洋战线,战争扩展到了整个亚洲太平洋地区。从此以后,西方各国才开始援助中国,对华战略才发生转变。     

论艾青抗战诗歌的绘画美

艾青作为由绘画转向诗歌的诗人,绘画影响了他艺术表现的基本方式。抗战时期,他娴熟地把色彩和线条运用于诗歌创作,突出了色彩美和构图美。作为一个爱国诗人和“农人的后裔”,他诗中的色彩和线条饱含了他对祖国的深情,闪耀着朴素的光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