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庄子言说方式的道德性问题

西方元分析伦理学把语言视为道德判断的基础,斯蒂文森把道德语言称为劝说性语言,黑尔认为道德语言是一种规定语言,他们试图从语言活动的角度,从表述方式上论证道德判断、解决伦理争执的方法。道家的庄子认为道德问题是无法通过语言进行讨论的,道德学习也不能通过言说进行,道德语言不应该是劝说性的。道德说教的包含的不道德问题是在言说中存在普遍的自负与固执己见,这是伦理争执产生的根源。道德语言也不应该是一种规定性语言。真正的道德语言是非言非默的无心之言,一方面不能从个人偏私出发,一方面不可以对已说之言固执、自负。     

论儒的最初职业与身份自觉

章太炎《国故论衡·说儒》指出,儒有三科,关达、类、私之名。达名为儒,儒者,术士也。作为达名,儒在古代中国往往是知识阶层的统称,而且也并不仅限于儒家门生。作为一类物事的种属称谓,儒通常用以指称具有一定德行品格与专门才能的人。作为具体的学派名称,一般则专指攻于诗、书、礼、乐、易、春秋之经典、以仁义之道为行动意旨与生活理想、敬拜孔子为圣师的儒家。作为一种正规职业的儒,可能开始于殷商。发展至西周时代,儒者已有官方与非官方的分别。春秋之后那些一度专以祝、宗、卜、史为职业的人群进一步分化,一部分经过自觉改造而转化为可以为上层贵族相礼、教书的知识分子,继续为主流社会服务,另一部分则蜕变成牢骚满腹、怨天尤人的粗野乡民,有的堕落为穷困潦倒、不稼不穑、无所事事的游民,有的甚至做起了劫贼的勾当。《荀子·儒效》说:儒者,法先王,隆礼义,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其位则美俗。这是儒家第一次对自己的身份、使命、功能、作用进行了全面定位,使儒由原先的治丧、相礼或教书上升到经世、济民、治天下的高度,其活动舞台也从普通民居走向了帝王庙堂。而荀子所谓大儒、雅儒、俗儒则是荀子本人于职业、人格上的理想划分,也是对当时儒之流品基本现状的忠实记载与客观描述。     

守经善道与行权合道:儒家经权思想的伦理意蕴

按照传统学术分类,经在四库中居为首位.尊经、释经、明经、守经是经学时代中华文化的深层心理结构.儒家尊经守经,也力主行权达变,守经行权归根到底在于对"道"的探寻和推崇.守死善道揭示了在价值冲突过程中儒家学者守经的价值理性立场;行权合道不仅体现了儒家学者守经的价值理性立场.还体现了在具体情境中权变的工具理性智慧,尤其值得珍视.紧扣儒家的"经"与"权"思想,突出价值冲突中的道德选择和具体情境中的权变智慧,揭秘儒家经权的真谛,对于当代社会的道德心理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极具学派特色的中国儒学史研究成果——评黄宣民、陈寒鸣主编三卷本《中国儒学发展史》

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多种中国儒学史专门著作出版,如赵吉惠等主编的《中国儒学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广东教育出版社于1998年出版的多卷本《中国儒学史》等都各具特色,为学界所关注。近由黄宣民、陈寒呜二先生主编的三卷本《中国儒学发展史》（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汇集思想史研究专家最新研究成果并具有突出的学派特色,这是同类著作中不多见的,因而颇值得重视。     

经世致用的文风典范——睁眼看世界的幕僚魏源

魏源长期充任高级幕僚,襄助幕主解决了众多棘手难题,充分展示其学识才华,体现了他毕生的抱负.在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的剧烈时期,面对当时的外侮内患,魏源对当时事关国计民生的各种重大问题颇有研究,有独到的见解,其诗文著述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革除社会弊端、改革用人制度等许多主张,经世致用的文风贯串其一生.作为近代中国放眼看世界的第一批人物,他不仅是个思想家,也是一个实践者,为当代培养轻说教、讲实功、重实效、求实用的人才提供了借鉴.     

庄子生命本位技术哲学的基本面向与内在理路探赜

在生命之道的统摄下,生命成为庄子技术哲学的价值本位。立足于生命本位,在自然之域,庄子对技术的探讨突破现实层面的矛盾张力,开示出超越之维;在社会之域,庄子对技术异化、技术道德以及技术的相关社会政策等问题予以沉思;在人生之域,庄子强调人当开掘技术的内在本己价值,提升生命之境界。庄子生命本位的技术哲学智慧具有淑惠当下的多重意义。     

太平天国运动后江苏地区先儒从祀文庙研究

江苏地区在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处于太平军的核心统治区,由于战争和宗教信仰的原因,其地绝大部分文庙被焚毁.平定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清廷首先着力兴修文庙,江苏地区文庙也得以重修.江苏地区先儒在这一时期得以从祀文庙,可以在春秋丁祭典礼时供士人现瞻,从而成为江苏地区官方教育士民的象征符号.但在外来势力和内部动乱的冲击下,清廷统治已然式微,其妄图通过文庙从祀这一象征符号来达到维系士人信仰之目的亦无从实现.     

宋代儒释互动的一个案例——契嵩非韩与韩愈地位的转折

韩愈因为提倡古文、高唱儒道、排辟佛老而见重于世,其地位甚至一度有超越孟子之势。北宋中前期,僧人契嵩以非韩为策略来阻遏古文运动的排佛攻势,他指责韩愈急于求仕,批评韩愈的儒道阐释和性三品说,认为韩愈是"文词人"而并未知道。契嵩非韩,促使士人对韩愈的评价由高转低,而此后士人对韩愈的批评,也大抵不出契嵩非韩的范围,韩愈的形象最终被定格为有功于儒道的"文士"。新儒学的成形,是在儒释互动中逐渐完成的,而契嵩非韩与韩愈地位的转折,正是宋代儒释互动一个具体而微的例子。     

论南宋理学家陈亮的"明"思想

南宋理学家陈亮认为道(理)是与自然和人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它如同"赫日当空,处处光明.闭眼之人,开眼即是",是人们可以体察、认识的客观存在."王道"、"霸道"是贯通三代和汉、唐以下各代帝王治国的指导思想,从未被"隔断"过,"王霸并用"之论是合乎历史事实的,是治国良策."义理"、"功利"是三代、汉、唐皆有的行为准则,不是对立的,而是并存的,义要体现在利上,利也就是义,"义利双行"缺一不可.帝王治国要"爱人利物"、"生民之利"、"义利双行"才能富国强兵,人民生活安定.在"成人之道"问题上,陈亮主张做人要做一个堂堂正正(即光明磊落)、"推倒一世"、"开拓万古"的"智勇"之士,作一个实事实功的英雄豪杰.陈亮对以上三大问题的观点,是他的"明"思想最直接的体现.     

论作为政治哲学的先秦儒学

先秦儒学的本质是一种政治的道德哲学,其创发是源于对政治之“道”的高度自觉,政治秩序的重建乃是基本的思想主题,而“正名”则是君子“为政”的根本。作为政治哲学,先秦儒学展示给人们的思想景观是精神与欲望的冲突,是人性之高贵与卑俗的对抗,“教化”因此而成为政治的重要使命。先秦儒学建构的是一个与现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根本不同的思想世界,它能够为我们反思“现代性”问题提供有益的价值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