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之"道"与个体之"德"

伦理之“道”是体现在各种实存的伦理关系之中的“道”,随现实伦理关系的改变而改变。个体之“德”是不断获得与修正伦理之“道”的动态过程,最终转化为自身的德性。二者的相互转换遵循“伦理关系—道—个体—德—伦理关系”的循环路线,群体与个体各自发挥不同的重要作用,共同推动“道”与“德”的发展与进步。     

论孔子仁学及其对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意义

孔子的仁学以爱人为起始点．以忠恕之道把自己的仁爱之心推广出去,分殊为“孝”、“敬”、“忠”、“信”等道德条目,按照中庸之道处理好自己身心关系及与家人、朋友、同事、路人的关系,完成自己的人格,实现自己的价值,使整个社会和谐有序,实现儒家“内圣外王”的理想。孔子的仁学思想,为我们提供了一条通向和谐社会的价值观和方法论．对现在构建和谐社会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老子》中自然的意蕴

《老子》中的自然是一个发展变化的概念,主要体现在：自然在其历史的起点上是名词性概念,是对人类早期文明所形成的无为的生活状态的描绘,在此基础上抽象出来的＂道＂,成为万物的本源以及万物按照无为的原则生存与运行的规律。如果把＂道＂作为真理的话,自然则是指引＂道＂生成、运行、发展的绝对真理。作为绝对真理的自然在其外化和现＂象＂的过程中又变成了一个动词性概念。其含义是：在伦理阶段,自然保持着道的素朴的真理本性;在教化阶段,自然之＂道＂异化为＂德＂与＂无德＂;在道德阶段,自然之道回复其至善的本性,最终达到＂道＂＂德＂与自然的和谐。     

入瓶的章鱼

在海边旅居时,我结识了一位憨厚聪明的渔民。 一天,我跟着他到海边捕捉章鱼。印象中,章鱼的模样怪异可怕,很有蛮力。我猜想渔民一定会携带利器,但他拿出的却是个其貌不扬的瓶子,瓶子上系着一条结实的绳子。     

宗教文化在地方经济发展中的资源意义

宗教文化在地方经济发展中的资源意义郭虹（一）所谓“资源”，不仅仅是就自然资源或物质资源而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凡可能形成需求的事物都具有“资源“性质。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中，宗教文化亦是一种宝贵的资源，宗教文化在地方经济发展中的资源的意义正逐渐为人们所认...     

论作为政治哲学的先秦儒学

先秦儒学的本质是一种政治的道德哲学,其创发是源于对政治之“道”的高度自觉,政治秩序的重建乃是基本的思想主题,而“正名”则是君子“为政”的根本。作为政治哲学,先秦儒学展示给人们的思想景观是精神与欲望的冲突,是人性之高贵与卑俗的对抗,“教化”因此而成为政治的重要使命。先秦儒学建构的是一个与现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根本不同的思想世界,它能够为我们反思“现代性”问题提供有益的价值资源。     

代际传承与家族企业创新——基于社会情感财富理论的研究

我国家族企业陆续进入代际传承高峰,在国家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背景下,应对传承和创新的双重考验已成为当前家族企业发展的重要议题。受社会情感财富影响,处于代际传承中的家族企业往往表现出较低的企业创新水平,这对家族企业的发展构成了阻碍,而风险承担水平在此间起到了中介机制的作用。进一步的调节效应分析表明,社会责任承担弱化了代际传承对家族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也弱化了风险承担水平在代际传承与家族企业创新关系中的中介效应;家族涉入强化了代际传承对家族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也强化了风险承担水平在代际传承与家族企业创新关系中的中介效应。     

从训诂到历史文化语义学

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字、词是语言自由运用的最基本单位,人们在语言实践中致力字、词的知识考古,在古与今、中与外的意义世界寻觅异同、探究因革,由字通词、由词通道,这恰与当下流行的概念史研究、词与物研究相贯通。这门兴味无穷的学问是历史的,也是文化的,故可命名“历史文化语义学”,它脱胎于中华历史悠久的训诂学,是从训诂这一劲拔的老干上生发出的生气盎然的新枝。     

论我国反垄断刑事责任制度的构建

根据2022年新修订的《反垄断法》,违反《反垄断法》且构成犯罪的行为人将被追究刑事责任,这对我国反垄断刑事责任制度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构建以垄断行为有限入罪为核心的反垄断刑事责任制度存在必要性与合理性。甄别各类垄断行为社会危害性的差异后可见,垄断行为有限入罪的适用范围应当包括横向垄断协议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在垄断犯罪的犯罪构成要件中,犯罪客体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中的公平竞争关系;危害结果包括重大经济损害和反垄断损害;犯罪主体包括自然人和单位;犯罪主观方面是行为人明知所实施的垄断行为具有排斥市场公平竞争、损害消费者福利等危害结果,并希望这种危害结果发生的直接故意。在立法模式上,应采用法典模式,以契合我国的立法传统并实现反垄断刑事处罚与反垄断行政处罚的合理衔接。     

涉人脸识别信息犯罪的治理缘由及刑法应对

有效应对人脸识别等新兴技术所诱发的身份认证信息安全风险,是人脸信息犯罪刑事治理的根本目的。司法实践中,涉人脸信息案件的认定仍存在入罪标准混乱、定罪量刑宽严不一致等困境。人脸识别信息本身具有人身反映性、独特性、不可改变性等特殊性质,目前技术无法实现对其的周密保护。侵犯人脸识别信息犯罪行为的严重化趋势,以及对技术中立性的突破,是理论与实践中主张进行刑事治理的重要缘由。针对涉人脸识别信息不法行为的评价,首先应当考虑行为是否满足前置性法律法规的违法性评价前提,之后判断行为是否达到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入罪标准,为涉人脸信息案件的刑事治理提供体系性的评价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