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镇居民收入的性别差异研究——以北京、上海、广东三地为例

文章使用2008年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数据并采用Mincer工资方程的变形模型,对北京、上海、广东三地的性别工资差异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一方面,三地居民的收入存在不同程度的性别差异;另一方面,三地虽然同为中国经济改革程度较高的地区,但性别工资差异的影响因素并不相同。因此,在分析性别收入差异时,经济发达地区不能作为一个同质体,它们的性别工资差异状况也不应该被一概而论。     

城乡居民家庭代际收入流动的比较研究

基于CGSS2006的数据,本文对我国城乡家庭的代际收入流动性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发现:我国城乡家庭的代际收入流动性偏弱,城镇家庭代际收入向上的流动性总体而言要高于农村家庭,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差异客观上加剧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新生代城镇家庭子女收入向上流动的能力相对他们的前辈有所减弱,而新生代农村家庭子女收入向上流动的能力要超过他们的前辈,在与城镇同龄人的比较中也处于优势;人力资本是影响代际收入流动的主要因素,虽然在职业生涯的初期,教育并没有显著地提高代际收入向上流动的概率,但随着子女职业生涯的发展,教育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逐渐增强。此外,家庭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关系等家庭背景因素对代际收入流动也有显著的影响。     

受教育程度与城镇居民收入不平等—基于基尼系数的分解研究

基于200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本文运用基尼系数分解的方法研究城镇居民受教育程度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基于回归的不平等分解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是导致城镇居民职业收入不平等的最主要因素。对基尼系数的亚组分解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不同的人群之闻的收入不平等对总体收入不平等的贡献率为8.65％,城镇居民职业收入不平等主要表现为各个受教育程度人群内部的收入不平等。分地区来看,中西部地区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其组内差距的贡献率要远高于东部地区。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提供平等的受教育机会、缩小受教育程度的不平等、加大对中西部地区义务教育的投入可以有效缩小收入不平等。     

基于部门利益视角的国民收入分配现象与思考

当前我国国民收入分配不公平的现象日益突出,这是财政的收入分配职能弱化的表现。究其原因可追寻到政府内部的"部门利益"问题。部门利益的固化与扩张,带来横向的部门财力割据,主宰了政府财政分配的权力;加剧了纵向上的财力上收,使地方财政困难,公共服务能力不足。改革决策与行政不分的行政体制和零碎化的财政分配方式,破解部门利益切割,就能有效实现财政的收入分配职能。     

民间金融发展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吗？--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20052011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和动态面板广义矩估计方法,实证研究了民间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其机制。结果表明,民间金融发展能够显著地缩小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而正规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其具体作用机制,发现民间金融对于城乡居民收入增加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较之于城镇居民,民间金融发展对于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推动作用更大,因而有助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最后在总结研究结论的基础上给出相应的政策启示。     

将货币发行收入纳入我国预算管理的立法建议

各国的货币发行权由各国的财政部或中央银行等货币发行方行使,货币发行的结果便是货币发行方征得与所发货币面值相等的“税金”,意味着在国家与人民之间建立起一种同税收契约关系具有同等性质的货币契约关系,可将其看作公法上的债权债务关系。货币契约是确立公民与国家之间、国家机关之间财产征稽与缴纳关系的规范基础,是政府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的依托。在这一契约关系中,政府、中央银行等依据宪法和中央银行法向公民征收通胀税,公民负有缴纳的义务;国家征收通胀税的对价是承担保持物价稳定、提供公共服务的义务。货币发行收入如未纳入公共预算,不受法律约束,将会不可避免地导致腐败和寻租行为,对公民的基本权利造成严重伤害。通过立法明确界定货币发行收益的权属,将该项收入纳入立法机关和公众的监督之下,可防止货币发行收入不受预算控制的问题,降低货币发行方通过货币发行获取法外利益的可能,提高通过货币发行谋利的机会成本。通过《预算法》的修订可以达到这一目的。在现代国家,政府预算必须反映政府的一切收入和支出,不允许政府有预算外公共财政资金。预算外资金的存在意味着不受预算法控制的政府财政权的存在,而法治国家法律至上的原则要求一切国家权力皆须依法存在、依法行使,不允许法外权力存在。因此,即将付诸修订的《预算法》应当明确禁止预算外收入,并将货币发行收入、公债收入等各项收入一并归入公共预算收入的范畴,从而给货币发行方套上法治的笼头。     

我国居民消费倾向变动的趋势和原因探析

居民消费倾向通过乘数与加速数的共同作用,影响消费与投资,进而引起经济周期性的波动。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呈现阶段性的上下波动。由于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城乡居民收入增速放缓,收入差距加大,直接影响着消费倾向的变化。同时,由于当前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城镇和农村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强烈;消费信贷市场发展的相对滞后,增强了居民的流动性约束,这些因素的存在使得居民储蓄持续增加,消费倾向呈下降趋势。     

老年家庭护理研究（上）

我们把美国学者福克斯的这篇视角独特、饶有趣味的研究报告,作为本期和下期专题讲座的内容,介绍给我国正在为推进社区老年福利服务“星光计划”而辛勤工作的民政工作者和社区工作者。这篇报告揭示了一个基本事实:今日美国70岁以上已失去自理能力的老年人中,有75％左右是在配偶,儿女和其他亲友照料下居家养老的。正是基于这一事实,作者把家庭护理者当作支撑老年福利服务大厦的重要角色加以关注,把他们视为与被护理者同样重要的社工对象加以研究。报告用一组组调查数据,系统描述了这些家庭护理者各方面的特点,护理责任的内容与份量,护理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护理给他们带来的正面作用和负面影响,以及影响他们寻求专业服务支持的种种障碍。而这一切分析和研究,都围绕一个着眼点:给家庭护理者以更有力的专业服务支持,使未来的支持家庭护理计划能建立在更为稳固的经验和理论的墓础之上。我国现阶段所推行的是以居家养老为基础,以社区助老为依托,以机构养老为辅助的养老体制,也同样面对着如何用完善有力的专业服务为居家养老提供支持的重要课题。相信解读此文,会从中得到一些新的启迪和新的思路。     

消费结构: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的一种机制

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当代收入分配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经济学家们用边际消费倾向、储蓄—投资、政治经济、教育—生育决策、社会稳定和国内市场规模等不同机制对上述课题加以解释。但若分析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分配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消费结构机制来解释这种影响要更符合我国的实际:改革开放之后的收入差距扩大有利于消费结构演进,从而有利于消费需求持续扩大,使经济增长得到了持续动力。但是,进入本世纪后消费结构升级的结果则要求缩小收入差距,以形成一个可以使消费结构继续升级的更大的高收入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