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益权信托关系之否认与双债务人合同之肯认: 纯高案的民商法原理反思

号称"资产收益权信托第一案"的纯高案判决以来,各界对其臧否不一,但对此等法律模式从民商法基本原理展开的讨论尚不足.对金融创新活动可以以强制规定和任意规定之比例为"秤"、无力偿债风险为"砣"予以衡量和评估.收益权信托的法理正当性仍然存在疑问,信托制度不宜被异化、信托标签不宜被滥用;资产证券化亦需强制规定方能保障."概念创新"、功能替代与信托登记均不足以解决收益权信托的定性难题.收益权信托模式可被再定性为一种有次序的双债务人合同,最终用资人与资产管理人均对投资者承担责任,这可以更符合合同条款本身、合同背后实质交易的正当性,实现符合第三人利益的合同客观化解释与实质化处理.     

收益权保护与企业价值:基于2019年央企股权激励改革的事件研究

依法平等保护各种所有制企业产权是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的内在要求，然而鲜有文献讨论产权权利束中收益权保护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价值。2019年，央企股权激励改革取消激励对象股权激励收益上限限制，为研究收益权保护的效果及机制问题提供了机会。基于央企上市公司层面的微观数据，采用事件研究法对该改革事件的效果及机理问题进行研究。研究发现，与功能性央企相比，竞争性央企在政策颁布期间获得了更高的累计超额回报，改革事件的价值效应显著。机制检验发现，改革事件的价值效应在代理问题和异常在职消费更严重的情况下更显著。结果表明，股权激励改革事件主要通过影响法律所有权、增加激励强度和影响心理所有权、稳定心理预期两条路径对企业价值产生影响。异质性检验发现，改革事件的价值效应受管理者权力、股价信息含量以及地区市场化程度的影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