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时期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差距关系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收入分配制度的变革,打破计划经济下的平均主义分配方式,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增长,但同时也导致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目前我国经济持续增长,本文分析在持续增长的背景下,仍隐藏着收入差距扩大的现实可能,并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提出政策建议。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政策思想及当代价值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政策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政策制定要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政策执行前让人民群众深入了解政策;政策评估要以人民利益为标准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政策思想对当代的重要指导意义主要体现在：中国共产党要牢牢掌握制定和实施政策的领导权,中国共产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是为了广大人民群众,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是要领导人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始终是实事求是并且与时俱进的。     

解放思想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代意蕴

解放思想是改革开放的逻辑起点,也是改革开放的思想动力。回顾改革开放的历程,党推进解放思想的主要经验表现为在理论与实践互动中推进理论创新,坚持革命勇气和理性精神相结合,坚持“破”与“立”相结合,坚持党的领导和人民立场相结合。进入新时代,进一步解放思想要立足新的历史方位,实现整个精神状态的与时俱进;要把握解放思想的关键所在,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来;要拓展解放思想的维度,增强开放意识,树立全球视野。要从主、客观两个维度入手,既要提升人的知识能力、思想境界,也要加强制度建设、机制创新,让思想解放成为自发化、主动化、常态化的思想变革,以思想引领和推动改革深化发展。     

明清大名古城形态特征研究

作为畿辅八府之首,明清大名古城一直是河北雄镇。在明清、中华民国时期历史资料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实地调研情况,将大名古城从明代开始的城市建设情况分为三个重要阶段进行考察,并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整体探究古城的自然环境、选址特点、防御体系、街巷系统、街廓形态以及建筑特征。在实地调研与街巷复原的基础上,通过对大名古城形态分析,发现大名古城为典型的“方城十字街”模式,是我国明代北方筑城的典型案例。结果表明：1)西高东低的地势环境与气候条件决定了明清大名古城选址与布局;2)护城河环绕、十字大街模式、方格网布局形成仿生“龟城”模式;3)功能性建筑的分布使城南形成政治商业文化空间,城北形成小型集市空间,由此构成“前朝后市”的城市格局。     

《世说新语补》在日本江户时期的 传播与接受考论

晚明时期出现的“世说体”小说《世说新语补》在日本江户时期广为传播,江户士人对其展开大量的注解、抄补、音译等研究工作,并掀起了日本“世说体”小说的创作热潮,其影响力甚至超过了刘义庆的《世说新语》。通过对《世说新语补》渡日版本内容的比勘,发现其书基本承袭了刘义庆《世说新语》的一贯风格,但在内容上又根据作者的价值旨趣进行了删减或增补,增加了大量符合儒家思想观念之内容。《世说新语补》在江户时期的风行,以及其后在日本产生的“世说热”的现象,折射出江户时期士人的精神风貌。     

延安时期毛泽东开展国际传播的 实践及其现实启示

延安时期,毛泽东高度重视国际传播工作,在国际传播工作中坚持党的领导、实事求是、内外有别和灵活应变,巧妙运用国际传播策略与传播技巧,有力回击了国民党的政治谣言,领导中国共产党走向世界舞台。从传播学理论来看,毛泽东注意采取多样化的国际传播方式,细分国际传播受众,优化国际传播话语,充分发挥意见领袖的作用,使得传播效果最大化,为新时代的国际传播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现实启示。     

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加强纪律制度建设的实践探索及其当代启示

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肩负着领导全国人民取得解放战争、推动土地改革运动深入开展、实现工作重心转移等重要任务,完成这些重要任务都离不开严格的纪律。在这关键时期,党高度重视纪律建设,在完善纪律规范体系、加强纪律教育、严格执行党的纪律方面进行了科学探索,有效地严明了党的纪律。西柏坡时期党的纪律建设呈现出历史继承与时代创新相统一、系统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统一、履行使命与解决问题相统一的鲜明特征。对西柏坡时期党的纪律建设实践进行研究并深入总结相关经验对新时代推进党的纪律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鲍照赋略论

鲍照是南朝刘宋时期赋作较有特色的作家,但历来对其诗的重视远远超过赋.鲍照赋仅存十篇,数量不多,但却和诗一样,都展现了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深深抒发了人生感慨.     

在利用中求发展在发展中求利斥——论科技资源利用和科技创新发展的关联

改革开放以来,苏州最显著的亮点即开放型经济的率先发展和持续性优化,它带来的直接效应是引发了产业的大集聚,经济的大发展;间接效应则是促进了境外科技资源的迅速积累及其与本土科技创新互动格局的日渐生成。     

“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西北地区”——邓小平江泽民朱镕基在决策西部大开发的前后

实施西部大开发,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邓小平同志关于我国现代化建设“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高瞻远瞩,统揽全局、面向新世纪作出的重大决策,直接关系到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关系到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边防巩固,关系到东西部协调发展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新中国50年来,国家对西部地区有过多次大动作：第一次大动作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大骨干项目156项,就西部来讲,仅陕西和甘肃这两个省差不多就有40个项目。第二次大动作是“三线”建设,差不多经历了三个“五年计划”,国家投入了2050亿元,其中有几年的投资几乎占了全国总投资的一半。第三次大动作是在70年代初,中央决定引进一批石油化工和冶金工业重大成套项目47个,其中23个放在西部。第四次大动作就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在中部进行的三峡、小浪底、二滩等特大型水电项目,油田、油气田的开发,煤炭基地,南昆线、南疆线等铁路项目建设,还有通讯、航空方面建设。国家这四次大的举措,为西部开发奠定了一定物质技术基础,创造了进一步发展的条件。在这世纪之交的重要历史时期,党中央作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充分发挥这些地区市场潜力大、自然资源丰富和劳动力成本低的比较优势。为加快全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优化升级提供广阔的空间,为东部地区发展提供市场和能源、原材料支持,是提高我国国际竞争力的迫切要求,其意义是重大而深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