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机太康元年被俘入洛说考辨

陆机初次入洛时间，历来为学界讨论的焦点。现代研究者多支持陆机在太康元年被俘入洛说。重新排比史料并结合陆机、陆云赠答诗的自述，可以考知：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不可信的。     

明末清初江南著名女诗人方维仪诗歌论

江南桐城＂方氏三节＂于明末清初即享誉诗坛,其中方维仪诗画成就最高,然其婚姻短暂而不幸,归家守志清芬阁。她著作较多,流传极少。诗存百余首,内容大体分为两类：一是感伤诗,抒发了一个守节殉道者的内心孤苦悲戚之情,揭示了封建社会节妇们真实的内心世界和生存困境;二是忧时伤乱之作,反映明季社会现实,具有一定的认识作用。其诗感情细腻,真挚沉郁。     

越文化对姜夔“古雅峭拔”审美意识的影响

从姜夔自编《白石道人歌曲》的编集方式和多次游越地并作词,可以看出姜夔对越地山水、文化的向往和喜爱。对比姜夔的书法著作和诗学著作,可以知道产生于越中的、楷法谨严、潇洒秀雅的二王书法,对姜夔＂古雅峭拔＂的审美意识产生了强烈影响,他书学思想与诗学思想的基本精神完全一致。     

赵翼自题画像诗中的自我形象

赵翼的五首自题画像诗均作于晚年,这些诗可以看作赵翼的自传与自我评价。透视这些自题画像诗,可以发现,赵翼先后以才子好名形象、魁星形象、立言不朽形象示人。这些形象反映了赵翼人生规划与追求目标的调整与实现过程,他的这种明确追求有典范的意义,在乾隆时代也形成了一种风尚。     

论黄庭坚对庾信诗赋的接受

黄庭坚是宋代伟大的诗家,其诗歌创作上的巨大成就离不开对庾信诗赋的接受,主要体现在:黄庭坚将庾信作为"忧愁诗人"的典范,肯定庾信的"乡关之思",以之为"凌云健笔"文风质素,他常自比庾信,阐扬庾信"哀愁"精神;黄庭坚承传了庾信"抒写性灵"思想,在创作上主张"吟咏情性",通过书写净化苦闷心灵,释放人生怨愤,调和社会矛盾,做到"哀而不怨";黄庭坚自觉论析和实践庾信"诗法"技艺,将庾信诗赋定位为"不使句弱""不使语俗",肯定庾信诗赋"清新""气韵深稳""有趣",篇章"可为楷式",创作时不少字、语词、句式乃至意象、典实等均从庾信处继承和袭用,并在庾信诗文的基础上,通过"夺胎换骨,点铁成金"的方式,变化生新。     

全球一体化催生的一株诗坛奇葩——中韩生态环境诗兴起脉络初探

西方发达国家于20世纪60年代产生的生态文学,在东西方冷战结束后,影响到了中韩两国的诗歌创作,20世纪80年代后,中韩两国诗坛上先后兴起生态环境诗。虽然中韩在社会基础、诗歌自身发展等因素上存在着各自差异,但在全球一体化的语境下,生态环境诗则形象地表达了两国诗人对工业文明的共同思考。     

论王梵志诗中的悲剧——基于悲剧美学的理论

王梵志的诗体现出了奥斯卡·王尔德眼中的生活悲剧——毫无美感的,甚至是丑陋、鄙俗的人事。爱情永恒是人类的强烈愿望,人的这个本质力量幻灭在了他的诗中。王梵志用"消长"来解释个人乃至全人类的命运悲剧,相比古希腊人停留于命运表面上的悲感来说又进了一步。租庸调制和府兵制下社会环境之恶劣、王梵志及其他劳苦大众的遭遇之悲惨、压迫剥削与亲情异化之触目惊心,这些悲剧作家和理论家所认为的社会悲剧也都体现在了他的诗中。现实的污秽和矛盾搅乱了他的三观,造成了他精神上的悲剧,以至于极力呐喊"死亡艺术"来唾弃这个世界,来做些微弱的反抗。     

论阮籍《咏怀诗》的隐与秀

《咏怀诗》洋溢着"工为复义"的"隐"美和"巧为卓绝"的"秀"美,体现了魏晋五言诗歌艺术的新成就和新魅力。     

台语诗写作与闽南方言——以方耀乾台语诗为例

闽南方言作为台语诗的语言载体和表达手段,是台语诗人表达乡土情怀、展现地域文化的重要依托,也是台语诗区别于其他华语乡土诗歌的关键所在。从语汇、语音节奏和地域文化三个角度对代表性台语诗人方耀乾的创作进行分析,有助于还原方耀乾一脉台语诗的语言特征和意蕴内涵。台语诗并不是"台独"论者的合法化对象,相反,台语诗仅仅是20世纪方言入诗的种类之一,是方言入诗在台湾地区的特殊呈现。     

英国鸟类诗主题辨析

著名批评家布鲁克斯在其新批评的代表作《理解诗歌》里专门对英语鸟类诗歌的意象等进行了分析,进而指出鸟类是大自然的代表,也是人类情感的一种体现。那么,具体就英国鸟类诗歌而言,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主题。基于这一点,很有必要将英国诗歌中涉及鸟类的诗歌以新批评的文学本体理论作指导,以作品为本体,从文学作品本身出发来研究鸟类意象在反映诗歌主题中的功能,作用和意义,为此,在分析中也涉及到两个著名的概念：其一是意图谬误,其二是感受谬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