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德斯鸠论自由

孟德斯鸠的自由观虽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他的关于自由的思想和主张,对于人类社会思想的解放和发展具有重要的进步作用和意义。     

阿拉伯国家政治制度变革的动因与挑战

阿拉伯国家政制变革的根本原因包括阿拉伯国家的开明领导、国民和妇女的变革要求等。为适应阿拉伯国家政治现代化进程的需要，阿拉伯国家的开明领导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便开始致力于政制变革，如适度扩大公民政治参与、扩大公民自由、提高妇女地位等。但由于历史、宗教、文化等原因，阿拉伯国家的政制变革进展缓慢，在新的历史时期，阿拉伯国家的政制变革进程仍然面临严峻挑战。     

绩效比较:政治制度合法性的重要来源

政制绩效的比较结果与其合法性密切相关,在比较中优势更多就意味着合法性更强.这种比较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由于对程序正义的观察逐渐模糊,人们更多地会从结果正义的角度进行评价.政制绩效比较往往会从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展开,其评判要素则包括了性质上的对日常事务和突发公共事件的处理,以及层级上的对高层和基层的绩效水平的考察.另外,为更贴近现实,舆论宣传导向和公共教育的影响必须纳入考量.     

政制创新：功能、价值与理论框架——基于新制度主义的视角

在政治学史上,政制研究不仅是绵延已久的传统,而且是传统政治科学研究的中心。政制研究在经历了行为主义时代被边缘化之后,随着当代新制度主义的崛起又得到回归与复兴,而重新回到中心位置。新制度主义为政制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与分析框架。本文对新制度主义语境中政制创新的内涵、理论框架与价值意义做了尝试性探讨。     

西方政制设计的若干基本预设及其启示

西方政制设计是以若干基本预设为前提的,主要包括人性趋恶、权力膨胀、理性短缺、国家邪恶等.正是基于这些并非乐观的思想理念,西方政制设计构建了权力制衡、代议民主、宪政、政治竞争的制度框架,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理想化的政制设计陷阱.这对研究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推动我国政治学发展无疑提供了重要启示.     

人伦与制度——对于司马谈论儒家之哲学分析

从未制定过国家制度的儒生在西汉面临将德性转化为制度的难题。出身史官世家而又尊崇黄老的司马谈在这一进程中起了关键作用。在《论六家要旨》中,司马谈从儒学内部对儒学德性进行了制度性改造。司马谈指出,由于经传礼仪的烦琐,儒者既不能得儒学之"要",事实上也无法不知"要"而仅仅遵从经传礼仪的规定,于是儒学之内在和外在之整体性都亡失了。此后,只能以外在规定性重构儒学之整体性,而重构儒学的外在规定性即贡献何种治术。基于此,司马谈整合儒学丧服中"三至尊"与"三至亲",得出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四伦,无形中去除了儒学五伦中责善的朋友一伦,实则取消了作为先秦儒学德性之根基的伦理之相互性。四伦是单向性的上下伦理,于是服从取代了关爱,重构了儒学。最终,四伦所重构的伦常及基于此伦常的儒学得以顺利对接以秦制为基础的中国传统王朝政制,并成为其德性基础与观念形态。     

克法洛斯:解读《王制》的一个新入口

克法洛斯是《王制》第一卷中的重要人物,他与苏格拉底的交谈内容关系到《王制》中许多重要的论题。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讲,克法洛斯代表了当时雅典城邦的政治文化氛围:作为具有卓越经济地位的异邦商人,具有雅典民主制的城邦根本的商业特征;他对哲学的喜好其实来自于智术师的跨城邦的哲学普及教育。他和苏格拉底的交谈,将引出整部《王制》的谈论主题:首先,从老年的状态开始谈起,牵涉爱欲与灵魂的关系问题;其次,克法洛斯引用诗人的话,一开始就传达出诗歌与哲学关于什么是好的生活的冲突,即后来所谓诗与哲学之争;最后,由于苏格拉底的挑明,克法洛斯从财富问题直接引入关于正义的讨论。但是,他的正义本质上是民主制度下的个人正义,而非苏格拉底的城邦正义。于是,在苏格拉底进一步诘问时,克法洛斯选择了回避。     

“华夏”考——兼论中国早期国家政制的酝酿与形成

"华夏"一词起于时代称谓"虞夏",兼包地域、政治、民族、文化诸涵义,遂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代称.华夏民族滥觞于传说古史上的"五帝"时代,其间颛顼的宗教改革标志着中原部落大联盟的日趋成熟,而到虞舜为盟主时,大联盟的政治体制已基本具备早期华夏国家的雏型.     

试论英葡日统治时期港澳台政治制度的共性特征

英国、葡萄牙和日本统治时期的香港、澳门、台湾虽然分属于不同的宗主国,但其政治制度建立的方式,政治形式与祖国及宗主国的背反方式,政治制度的殖民主义功利性都有明显的相似之处。港澳台殖民政制的建立采取了相同方式———以侵略战争为先导、以不平等条约为其法理依据的暴力强加式;港澳台殖民政制从形式上具有相同的二重背反的特点———既非承袭祖国的原有政体,又非移植殖民宗主国的政体,而是采取了一种雷同的独裁政体:总督制;港澳台殖民政制具有相同的本质特征———为宗主国的侵略服务。     

浅析新中国政制体系建构的制度基础与苏联因素

新中国政制体系构成的制度基础主要来源于三大基本要素,即历史传统与制度遗产,马克思主义的政体理论及其在中国早期的制度实践,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制度经验。其中,苏联是自近代以来影响中国政制建构最重要的外在因素之一,因而可以认为新中国的基本政制架构是中国传统因素与苏联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