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座谈会

人社部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司近日在成都召开部分省（市、区）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座谈会。部事业司副司长王瑞出席会议。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副厅长徐毅到会致辞。会上．各地代表对公开招聘工作进行了交流，对难点问题进行了探讨。     

大数据对中国电子政务发展的影响及应用

大数据技术作为电子政务发展的推进器,不仅给技术进步带来深刻变革,而且给政府协同和公共服务模式带来了创新性发展。大数据作为“未来的石油”,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国家战略资源,正引领着新一轮科技创新,对中国电子政务可持续快速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和推动作用。利用大数据来加强顶层设计、创新体制机制、整合信息资源、分析处理数据、促进政务协同、提供决策管理、提升公共服务和确保信息安全等方面已经得到重视和应用。“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创新”已经成为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新途径。     

权威重构:司法公开机制的新视角

从新意识形态研究范式论证司法公开正当性成为人们的惯常路径,其最大问题是忽视司法公开及其保障机制背后的非法律因素、资源配置或司法体制方面的问题.实际上,司法公开成为一种司法技艺.通过赋予程序选择权、参与权,司法公开机制勾连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力量互动,最终激活了司法机关权威的“重生”.     

论高校信息公开——以中原地区某高校为例

针对当前我国高校信息公开不合理,信息公开意识淡薄、信息公开缺乏监督评估机制、信息公开进程缓慢等一系列的问题,采用了以定量分析为主、定性分析为辅的研究方法,运用线性回归分析、问卷、访谈、控制变量等工具对中原地区某高校的信息公开状况进行了调查,通过相应的数据分析,探讨我国信息公开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对策研究,打造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高校信息公开之路。     

论司法公开的必要限度--以副卷制度为着眼点分析

我国提出“司法公开”的口号已有很多年了,国内外关于司法公开问题的研究也比比皆是,已经达到了相对成熟的程度。然而,就关于法院案卷的副卷公开问题,研究者却是少之又少。副卷制度的存在,在给司法活动提供便利的同时,也引发了诸多问题。诱发了法院通过上下级领导请示“暗箱”操纵审判结果,或其它机关不当干预司法等现象,破坏司法公正和权威。而副卷制度的存在,形成了巨大“保护伞”,并将这些行为彻底地掩盖起来。因此,副卷制度所衍生出的问题亟需人们深刻反思。随着我国“司法公开”的不断推进,及时发现副卷制度的弊病,并对其进行合理的改造,有助于确保司法真正地在阳光下运行,提升司法运行的社会效果。     

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法治化与人性化

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正经历一场改革,倡导法治管理和人文关怀在学生管理工作的协调与统一是本文的主要思想.本文主要从高校管理开始发生转变的观念入手,分析了高校管理法治化历时背景,以及管理过程中人性化的缺乏,提出法治化管理和人性化相结合的模式,并从制度、实体和程序三个方面入手提出高校管理法治化和人性化相结合的有效途径.     

威尔逊的理想主义述评

理想主义作为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一种主流理论范式,曾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二三十年中占据着国际关系理论界的主导地位。威尔逊作为理想主义学派的创始人,他关于理想主义的基本主张是研究理想主义的切入点。威尔逊理想主义以普遍的道德和意识形态来定义国家利益,认为国际政治是一个总体和谐、可以通过道德和国际法求得进步的过程,主张在国际事务中实行公开外交、民族自决和集体安全,并以此为要素建构世界新秩序。如何正确认识威尔逊理想主义对于研究国际关系基本理论至关重要。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研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为视角

《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承继全面脱贫攻坚战的胜利,正值乡村振兴战略的紧要实施关头应运而生。随着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程度的不断加深,顺应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乡村振兴促进法》既要严格符合乡村振兴战略,同时还要符合“三治融合”,保证有效实现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虽然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存在乡村正义与治理秩序等多元价值,但是,其在实现与推进过程中仍需要关切不断出现的“三农”问题,并以立法体系、执法监督、纠纷解决和人才培养等多元手段应对治理法治化的现实障碍,完善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全力构建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实现乡村振兴。     

数字治理视角下“互联网+政务服务”优化路径分析——以广东省广州市“一窗式”改革为例

政府治理向数字化治理转型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而“互联网+政务服务”作为促进政府治理转型的重要抓手,对于更好地将政府治理工具与互联网技术进行有机融合,从而推动数字政府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但在实践中,“互联网+政务服务”改革过程中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痛难点问题,如互联网政务服务事项缺乏统一标准、数据共享存在信息壁垒与协同障碍、容缺办理制度亟待推广完善以及在线政务平台存在信息安全隐患等。为了探索这些问题的解决路径,文章以试点城市广东省广州市的“一窗式”改革为例进行分析,从顶层设计、共享协同、治理模式与监管模式几方面为改革提供优化路径。     

藏传佛教寺庙管理制度化与法治化的历史和现状

历史上,藏传佛教寺庙管理在不同时期形成了相应的内部管理制度,对藏传佛教的发展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受政教合一制度的影响,寺庙管理从早期的堪布主导的管理制度演变为教派领袖主导的管理制度,再发展到活佛主导的管理制度,体现佛教教义和学经教育的内在需求的同时,也受封建割据势力和地方政权、部落、土司等世俗政治的影响,对藏传佛教的存续和发展产生了积极和消极双重作用。新中国成立后,寺庙管理制度开启了历史新纪元,步入了民主化、法治化的轨道,寺庙管理实行了自我管理、民主管理、依法管理,为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提供了制度保障。文章围绕吐蕃时期藏传佛教寺庙的修建以及相应制度的建立、后弘期和政教合一时期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寺庙管理制度、新中国成立后崭新的藏传佛教寺庙管理制度的建立等方面,对藏传佛教寺庙管理制度化、法治化的历史与现状,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与归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