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公安法制建设问题研究

文章首先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警政法治化的基本命题,并据此展开了对我省公安法制建设历史与现状的分析,在把握公安工作面临形势的基础上,提出了我省进一步加快公安法制建设步伐,实现警政法治化的基本途径。     

浅论廉政建设与制度创新

廉政建设作为反腐防腐的重大课题,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权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而廉政建设要靠法制和制度,则是我国廉政建设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是邓小平对毛泽东廉政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朱镕基总理在年初召开的国务院第七次反腐败廉政工作会议和九届人大二次会议中反复强调,“反腐倡廉,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必须从源头上、机制上、制度上预防和治理腐败,努力把廉政建设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把我们的政府建设成为廉洁、勤政、务实、高效的政府。”     

我国宗教事务管理法治化探析——从宗教信仰自由的角度

宗教和法律同为人类社会的调控系统,宗教的作用在于为人类提供精神指引,而法律重在规制人们的行为领域,宗教和法律对社会发生作用的连接点在于法律对宗教信仰自由的尊重以及由此引申出的一系列宗教事务问题。在宗教、民族问题复杂化的今天,对宗教事务的依法管理是国家管理公共事务的重要内容,国家依法管理宗教事务也是全面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有效途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依法治国的要求,宗教事务作为一项国家公共事务也要依法治理,笔者试图依据法治理念的要求,对我国宗教事务管理的法治化问题进行有益的探索。     

“智慧政务”金融生态圈建设路径探索

本文总结了“智慧政务”发展至今所面临的缺乏统一建设标准、使用服务功能欠缺和合作方选择多等问题。分析发现,“智慧政务”金融生态圈的打造对“智慧政务”和商业银行来说是互利共赢的选择。基于以上分析,对“智慧政务”金融生态圈的建设路径提出相关建议。     

“互联网+”智慧政务标准体系研究与实践

本文在研究分析县级烟草公司“互联网+”智慧政务规划与建设现状的基础上,提出县级烟草公司“互联网+”智慧政务标准体系框架,梳理形成县级烟草公司政务服务标准体系结构图,并以长沙县烟草公司为例,指出县级烟草公司实践“互联网+”智慧政务标准研究与制修订的重点发力方向、未来规划及政策建议。     

论民族法律信仰是民族法治化的理性基础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认真考虑我国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的法治化进程,民族法治化的进程决定于不同地区民族法律信仰的培育和生成程度,所以在理论上研究民族法律信仰与民族法治化及其二者关系,就成为法学理论不能回避的命题.民族法律信仰是民族地区各民族依据自身的经济、文化、宗教、习惯等渐次形成的以当代中国法治核心思想为基础的关于法律的观念意识心理的综合理性,是推进民族法治化的依据和基础所在.     

浅析政府信息公开制度

政府信息公开是指政府部门通过多种方式公开其政务活动,公开有利于民众实现其权利的信息资源。我国在政府信息公开制度运行的特点是自上而下型的,其缺陷主要表现为民间推动不足。由于民间推动依赖于政府的推动,所以,政府加大民主法治环境建设的力度,是加速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建设进程的关键。     

刑法视阈下已公开个人信息的合理利用——以个人自治法益观为中心的探讨

基于自媒体时代较强的交互性,已公开的个人信息虽已丧失私密性,但其后续利用行为仍应遵循合理性要求,合理性的剖析应以信息处理者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为基准。而当前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已公开个人信息的后续利用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尚无定论,其根源在于未能厘清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保护法益,即界定已公开个人信息的利用是否构罪,需判断信息处理者的行为是否侵犯该罪规制的法益。经论证发现,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规制的法益应为公民信息自决权,而公民信息自决权中蕴含的个人自治法益观对于正确限定刑法上已公开个人信息合理利用的界限有重要意义。基于个罪中超个人法益必然导向背后具体个人法益之考量,为界定刑法中已公开个人信息合理利用的范畴,应提倡以尊崇个人自治的法益观为前提,以激活信息自决权的行使为手段,依据《刑法》第253条的规定,在法秩序统一原理下,通过辩证性审视前置法相关规定中已公开个人信息合理利用路径的优劣,创新性地提出“场景式判断+知情同意”融合式刑法规制举措。即根据已公开个人信息的后续利用是否从低风险场景僭越到高风险场景进行判断,如若不是,则信息处理者的行为属于合理利用;如若是,则需进一步判断信息处理者的行为是否取得信息...     

信息公开立法与相关法律政策调整

信息公开立法是政治民主化、政府透明化的必要手段。我国政务信息公开的精神虽在诸多法律法规中有所体现,但信息公开的原则和程序、内容和形式等还有待进一步探讨。基于信息公开是民治的本质和民主的智力条件,除涉及国家安全与利益的法定保密事项,任何信息都应享有先期公开的自由。信息公开立法必须面对的问题是国家秘密底线的重新确定以及作为保密法副产品的“合法伤害权”的消解。作为具有“仪式效应”的信息公开手段,新闻发言人制度应避免功能异化。公众利益或社会利益是信息公开对抗隐私保护的公正抗辩事由,公共权力行使者的个人事项、信息与政治生活发生关联时,它应属于公共信息的范畴。     

信息公开vs公共危机

近年来．中国老百姓不时为国内此起彼伏、不绝于耳的一系列公共危机而愁眉深锁：2003年的“非典”风暴．2004年元宵游人踩踏事件及重庆井喷事故．2005年发生在我国11个省区的禽流感．不胜枚举的矿难事件以及发生在11月13日的松花江污染事件。媒体认为．中国正步入一个“突发公共事件的高发期”。[编者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