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SARS时代医疗卫生中的政府作用

近年来出现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实质上仍然是公平和效率问题.政府作用和市场激励双重失灵,扭曲了医疗卫生经济.医疗卫生自身的经济特征决定了政府在其中的主导作用.医疗卫生的公共品属性,表明政府对医疗卫生不能撒手不管.医疗卫生的信息不对称特性,要求我们必须借助于政府"有形的手"来提高市场效率.医疗卫生的人本性,要求由政府来提供保障,确保国民的基本医疗需求,实现人的生存价值.在界定市场和政府在医疗卫生中的作用时,我们应更多地依重于政府作用.     

利益分割时期的安全事故与政府改进问题

政府在事故预防和处置中居于主导地位.心理学的"华生模式"和"皮亚杰模式"实现"社会学转向",可用以分析政府的责任问题.而安全事故的"强刺激"和"弱刺激"对政府改进效应是不同的.中国当前社会转型中逐步出现了城乡、单位、地方之间而主要表现为阶层之间的利益分割局面.因而政府的责任一方面不仅仅在于对某一事故的"强刺激"进行反应性改进,更应该在于包括"弱刺激"在内逐步把内化以人为本的责任伦理和信念伦理结合起来,对事故进行事前预知和防范,同时另一方面需要抑制精英阶层对整个社会利益的割据,保障社会底层的安全权益,引导底层进行安全维权,乃至抗争上层"官商秩序(结构)"的利益勾结,打破"资(方)强劳(方)弱"、"上(层)强下(层)弱"结构,从消极的"华生模式"转向积极反应的"皮亚杰模式",不断提升政府效率,保障个体生命安全和社会安全.     

政府改革是一门跨学科综合性科学

政府改革并不是简单的机构调整和人员精简,而是涉及到政治、经济和社会等领域的全方位改革,政府改革是一个综合性改革过程。政府理论的发展是一个多学科综合发展的产物,对于当代政府改革的研究,也必须进行跨学科、多角度的研究。因此,应该把政府改革当作一门综合性科学来对待。20世纪末期兴起的公共治理理论拓展了政府改革的理论视野,为政府改革提供了综合性改革思路。     

中国省际地方政府投资效率评价与比较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政府投资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抓手,在“稳增长、促发展”过程中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文章运用三阶段DEA方法,对中国省际地方政府投资效率进行分析与评价,研究发现：不同区域政府投资效率存在显著差异,具体差异可体现在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等方面;不同区域和时间跨度下政府投资效率也有差异。     

财政体制纵向失衡对创新能力的影响

文章采用固定效应、门限模型以及中介效应检验,实证分析了财政体制纵向失衡与地区创新能力的非线性关系和影响机制,结果表明：财政体制纵向失衡程度加深将抑制地区创新能力提升。机制检验和影响因素研究表明,财政体制纵向失衡会通过挤出财政科技支出、分散注意力以及削减公共物品供给对创新能力产生不利影响,而经济激励、财政审计和预算透明能够影响财政体制纵向失衡与创新能力的相关关系。随着失衡程度的递增,财政体制纵向失衡对创新能力的抑制作用先降低后提升。     

地方政府竞争、环境规制与生态福利绩效

文章选取2004—2017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来分析地方政府竞争和环境规制对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生态福利绩效呈现“下降-上升-下降-上升”的变化态势;滞后1期的生态福利绩效对当期具有促进作用,且存在空间外溢作用;地方政府竞争在短期内促进了生态福利绩效的增长;环境规制在短期内抑制了生态福利绩效;产业结构有利于提高生态福利绩效,对外开放程度、城市化率、研发投入水平、绿化水平和人口密度对生态福利绩效有抑制作用。     

行政约谈的治理功能、作用逻辑与法律规范

行政约谈是在不确定性增加背景下政府治理手段的创新与变革,其以国家权力为逻辑基础,通过科层内部、科层外部两种约谈形式对行政相对人进行引导与规范,实现了行政执法从威慑到遵从的理念转变。行政约谈能够实现从模糊性负面趋向到确定性正向发展的转变,兼顾节约行政资源与提高治理效率,弥补制度漏洞与破解治理困境,但也有可能被异化为一种权宜之计、避责手段。基于此,应完善行政约谈制度建设、强化行政约谈法治约束、加强行政约谈监督问责,以保障行政约谈良性发展。     

政府补贴、管理层激励与技术创新能力——基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

以2010—2019年我国A股上市高新技术企业面板数据为例,运用熵值法测算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从生命周期视角研究政府补贴、管理层持股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总体上看,政府补贴、管理层持股显著促进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管理层持股正向调节政府创新补贴与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关系,显著增强了政府补贴资金的创新支持效应。从企业生命周期阶段看,政府补贴的作用集中体现在成长期和成熟期企业,对衰退期企业的影响不显著;管理层持股的作用集中体现在成长期和衰退期企业,管理层持股的调节作用在成熟期和衰退期企业正向调节作用显著。研究结论对政府精确定位创新补助目标和补助时机,引导企业探索管理层持股计划、改善创新决策机制具有启示意义。政策建议是：坚定施行政府补贴政策,降低企业的研发成本;制定政府补贴政策时应充分考虑企业的生命周期阶段,避免“一刀切”的补贴;最大化发挥政府补贴政策的创新效应。     

碳排放权交易、政府补贴与企业技术创新

围绕碳排放权交易、政府补贴和企业技术创新3个关键点,以政府补贴为中介变量和门槛变量,以201 5—201 9年碳交易试点地区的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建立了回归模型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碳排放权交易与企业技术创新存在倒“U”型关系;政府补贴的中介效应显著成立且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促进作用;政府补贴具有门槛效应,在政府补贴水平较低的区间,碳排放权交易强度对企业技术创新提升的作用并不显著,在政府补贴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时,碳排放权交易强度显著抑制了企业技术创新,在政府补贴水平较高时,碳排放权交易强度才能显著促进企业技术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