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战后日本公共外交运作模式的演变

战后日本公共外交的运作模式经历了由基本运作模式向改良型运作模式的转变。在基本运作模式中,一国讯息由政府主导下的相关机构及人员发出,经对方国家的信息传播节点后抵达普通公众视野。这种方式在冷战结束后,越来越无法适应新的国际环境。动员更多的非政府行为体参与其中,构建跨国共同体网络,借助商业模式来传播本国的价值理念,以及将象征本国国家形象的组织嵌入对方基层社会之中,已成为冷战之后特别是21世纪以来日本公共外交运作模式进行改良的主要方向。通过在这些方向上的摸索,日本最终形成了“议程设置式公共外交”“商业模式公共外交”“嵌入式公共外交”三种改良型运作模式。虽然这些运作模式尚未完全成熟,且有些模式真正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别国政策还有待进一步检验,但其至少在国家形象的塑造上获得了成功,提升了别国民众对日本的好感度。     

构建政府购买教育服务的校园欺凌社会化防治体系

通过吸收借鉴学术研究共识与域外成功经验,我国已建立包括政府、司法机关、学校等多元主体参与的校园欺凌社会化综合防治体系,但该体系实际实施效果远未达到预期。原因就在于该体系的核心主体政府与学校之间职责分配失衡,集中体现在校园欺凌防治的事前预防阶段,政府职责严重缺位,学校职责配置超出其胜任范围。政府购买反欺凌教育服务能够使政府职责归位、优化和富有效能,且有助于教育的平衡发展。     

论政府信息公开规范的完善

修改的《信息公开条例》,进一步明确了政府信息的范围,细化了政府信息公开的主体,在依申请公开中,删除依"生产、生活、科研"的规定,同时又通过规范设计,压缩了依申请公开中知情权行使滥用的空间,增强了关涉第三方权益政府信息公开的操作性,并通过依申请公开向主动公开的转化,拓展了主动公开的范围,为法治政府建设提供了有力规范保障。     

公共支出绩效管理的国际比较与借鉴

提升公共支出绩效既体现了现代预算管理的变革趋势,又符合加强绩效管理的要求,是中国公共财政建设的改革方向。借鉴市场经济国家公共支出绩效管理的经验,需要结合具体国情,循序渐进地引入绩效管理的理念与制度框架,适时建立绩效评价结果与预算编制有机结合的预算约束机制。     

医药类上市公司履行社会责任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基于链式多重中介效应模型的实证检验

企业的发展不仅要考虑经济价值,还要兼顾社会责任。医药行业作为公共卫生领域的特殊行业,承担着更大的社会责任。以2014—2020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医药类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社会责任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以及政府补助、融资约束发挥中介效应的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有助于提升企业价值;履行社会责任不仅可以通过提高政府补助、缓解融资约束两个独立中介效应促进企业价值的增长,还可借助提高政府补助与缓解融资约束间的链式中介效应提升企业价值。从公司内部治理的角度进一步分析发现,无论股权集中程度高低,积极履行社会责任都有利于提升企业价值,但两个独立中介效应和链式中介效应在股权集中度低时显著,股权集中度高时不显著。     

天津教育服务业发展刍议

国家兴旺发达系于教育,教育的良好发展会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其所带来的经济拉动作用是巨大的,因此研究教育服务业的发展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文章主要研究天津市教育服务业的发展现状、发展的潜力和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其结论是发展教育服务业是政府的任务的重中之重.     

新组建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领导成员集体亮相

玉鼠辞岁又洒无边瑞雪金牛奋蹄再耕满园春色厅党组书记、厅长骆德春在全厅2009年新春团拜会上希望全厅同志们做团结的模范、学习的模范、创新的模范1月23日,在吉林省政府机构改革中新组建的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在金业大厦会议中心举行新春团拜会,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领导班子全体成员及相关负责同志集体亮相,与全厅机关干部和直属事业单位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欢聚一堂,共贺新春。     

区划型行政壁垒:地方政府合作中亟待破除的空间障碍

区划型行政壁垒指的是在行政区之间出现的资源梗阻现象。在跨界公共问题治理方面,它阻碍了地方政府合作。由于制度供给与转型需求之间存在错位,区划型行政壁垒在时间与空间、全面与局部、制度与过程等关系中均以矛盾形式呈现出来。研究发现,其产生和强化的原因有:政府固守管辖权益、区划调整的政治偏好和市场公众的庇护行为等。为了破除区划型行政壁垒,增进地方政府合作,应从加强行政区划调整的规范性、发挥广域型市制模式积极作用、建立跨行政区联合组织等方面着手。同时,还应在公共资金、管理技术以及市场社会力量的支持等方面建立保障机制。     

基层政府决策会议公开及其实现路径研究

基层政府决策会议公开是我国政务公开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基层政府常务会议而言,目前其公开水平还比较低,主要表现在制度权威度、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的不足。在基层政府决策会议公开路径构建上,我国需要强化制度权威性,还要逐渐拓宽信息公开的范围,更要建设公众参与基层政府决策会议的有效途径,也应利用信息技术建立决策会议公开的社交媒体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