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治活动规律

研究政治活动规律是时代赋予政治学的一项现实而迫切的任务。政治活动规律是主体为了利益而在围绕国家政权采取行动的过程中具有内在联系的发展趋势。政治活动的根源和目的是利益,核心是国家政权。在主客观辩证统一的基础上,政治活动的规律基本上是：实力性与组织性的结合,认识发展性与意识形态性的结合,互动性与多变性的结合,战略性与策略性的结合。掌握政治活动的这一规律,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而且对于培养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家,搞好现代化建设,具有现实针对性和深远的战略意义。     

十月革命与苏（俄）远东苏维埃政权的建立

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开始在全国“凯歌行进”,远东地区也汇入到波澜壮阔的革命洪流中。在苏（俄）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远东各地至1918年5月,经过四个发展阶段,普遍建立苏维埃政权,确立了十月革命在苏（俄）的全面胜利。远东苏维埃政权是在严酷的国内外环境下建立起来的,有效的斗争策略保证了革命逐步推进,但是,苏维埃和地方自治管理局两个政权并存、苏维埃政权建设实行“一刀切”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远东地区苏维埃政权的稳固。     

试论汉魏时期高句丽政权的统辖区域--以《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记事为中心

高句丽政权是以高句丽族为主体建立起来的一个地方性民族政权.其政权当时统辖区域北占扶余,东伐沃沮,南侵乐浪,至萨水,但西方却受中原王朝全力阻击,多次遭到中原王朝大规模讨伐,使高句丽政权濒于灭亡.     

论汉代政权对民间信仰的多重政策

民间信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俗文化的核心。针对民间自发形成的信仰与崇拜,汉代政权采取多重政策,或引导支持,或借鉴利用,或排斥打击,主要取决于其是否与官方信仰及主流文化相抵触,是否从根本上影响到社会秩序和百姓生产生活。不管官方态度如何,作为一种强大的民间力量,民间信仰以其特有的方式参与政治生活,与官方政权相互影响、相互补充,形成既配合又抗衡的互动局面,并以顽强的生命力传承、延续和发展。     

伪蒙疆蒙古毛皮股份有限公司始末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树立伪蒙疆政权后,为了掠夺该地区的羊毛资源,实行羊毛统制政策。从伪蒙疆政权出现到其崩溃,日本在该地区的羊毛收购统制机构先后经历了蒙疆羊毛同业会、驻蒙军、蒙古皮毛股份有限公司等三个收购阶段。1943年9月设立的蒙古皮毛股份有限公司,进一步加紧掠夺搜刮该地区羊毛资源。     

马克思主义关于东方政权与政府的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根据俄国、印度和中国的材料,研究和阐述了东方国家旧政权与旧政府的特点,揭露和批评了其弊端.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俄国、印度等东方国家的旧政权与旧政府是与农民生活的孤立性相互适应的:俄国等东方国家集权的政权与政府往往帮助新生资产者剥削农民;中国等东方国家的政权与政府往往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使本国与外部世界隔离开来.列宁提出,沙皇政权实行的是专制君主制或无限君主制,由沙皇独掌全部政治权力,残酷统治和压迫广大人民.十月革命时期及其以后,列宁领导苏俄人民对建设新政权与新政府进行了探索,形成并提出了重要的理论观点:在十月革命过程中,列宁主张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政权与政府;1918年春,列宁主张建立坚强有力但受到有效监督的新政权与新政府;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主张建立有文化的国家机关和精简与节约的国家机关;十月革命以后,特别是1919年共产国际建立以后,列宁主张在东方一些国家建立农民代表苏维埃--这些国家的新政权.     

变革社会中的乡镇体制:现状与变革

本文在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是实施农村村民自治与税费改革之后乡镇政权所面临的问题与困境的基础上,总结了全国各地推进基层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措施与主要经验。认为目前中国社会的乡镇体制转型进入了一个具有全新特征的新阶段。     

辽西夏金元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法制对中国法律文化的贡献

本文通过对辽西夏金元各北方少数民族王朝法制的内容和特点的分析 ,认为各少数民族政权 ,通过对内地汉族传统与当时统治经验、法律制度、法律观念的学习 ,效仿 ,创建了自己的法制 ,又结合民族的特点和习惯 ,丰富了民族法制的内容 ,不仅为中华法文化的发展注入新的因质 ,而且为元朝法制的统一和民族法制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中国城乡双层社会结构的历史演变与当前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

中国城乡社会结构经由氏族制、分封制到郡县制的转变.由郡县制演化出来的城乡双层社会结构,不仅构筑了中国二千多年封建社会基本治理模式,而且影响着当前我国乡村基层政权建设.深入探讨中国城乡双层社会结构的历史成因,对解决当前农村基层政权建设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     

民国政权下乡与知识下乡的比较与启示

政权下乡与知识下乡是民国乡村两种有代表性的、不同以往的发展路径,也是中国乡村治理前所未有的变动。政权下乡是国家政权对乡村社会进行的全面改造,以国民党政权发动的县自治运动为代表;知识下乡主要指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社会力量所进行的乡村建设运动。政权下乡与知识下乡各有其局限,在实践中需要发挥各自优势,处理好下乡过程中的制度与政策设计、对权力的监控以及向基础型权力的转化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