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贵州中等职业学校普通话教学

普通话是现代汉语的标准语。要想说好普通话,必须从普通话的语言知识学习起,尤其是语音知识中的难点,还要学习普通话运用方面的知识,在实际使用中,克服方言音,在书面语言的学习中规范自己的语言能力,努力提高自己的语言涵养。     

行品与性品：《世说新语》的文化叙事结构

反思《世说新语》的研究史,小说艺术、玄学思维等都不是有效的概念。从分类数量、类目名称及相关排序来看,《世说新语》存在一个以行品和性品为核心概念的文化叙事结构,后者应由乡土中国及其道德观念来解释。     

马克思、恩格斯与文化人类学——马克思《人类学笔记》和恩格斯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札记

马克思和恩格斯晚年对文化人类学进行了深入研究,发展了他们创立的唯物史观,<人类学笔记>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其代表作.他们主要想解决两个问题,以探寻一般发展规律与具体发展道路之间的关系.     

现代性批判:一种从政治哲学立场出发的考察——对恒久和普遍的美好生活原则的辩护

当前西方危机与现代性危机最深刻的症候,是在其最高知识权威的影响下,现代后期的某些学说(列奥·施特劳斯所谓的历史主义、相对主义学说)撼动了西方人的根基,人们丧失了方向感。这种理论上的危机带来的实际后果主要表现在:一种本来意义上的政治哲学所要求的普遍有效方式去解答对错、好坏问题不再可能。既然现代性的危机源于对现代政治哲学隐含的这个前提的表达,那么,现代性批判的中心课题是对现代理性主义或对理性之现代信仰的批判,它逻辑地包含了对恒久和普遍美好生活原则的辩护,试图恢复人们的自信,以便能够合理地赋予价值判断以效力。     

论政治感

弗兰克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中的一个次要角色，当人们把目光聚焦于特雷莎、萨宾娜以及托马斯之间复杂纠葛的性爱时，倒可能忽视了他。这个热血青年不甘忍受单调乏味的现实环境，怀着狂热的理想，参战越南支持红色高棉。昆德拉写他的文字，充满了调侃与讥讽。对这部小说来说，弗兰克的形象不算重要；但对昆德拉来说，他对弗兰克的批判却道出了他的心声：一个人的愚蠢与媚俗或许比邪恶还要糟糕。     

从文化视角深窥人性异化——论毕飞宇小说的文化批判

青年作家毕飞宇从文化角度深窥人性的异化。文化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产物,却凝结成无法抗拒的生活方式,制约着人的社会属性和动物属性。文化的人走到了人的反面。毕飞宇通过小说形式表现文化强大的异化力量,对文化进行反思和批判。     

河南文化与河南文学——梁鸿《在边缘与中心之间——20世纪河南文学》序

中国汉文化传统是由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共同构成的：其一是以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为基础的殷商文化传统,其二是以周灭殷之后建立的分封制国家为基础的周文化传统。前者是以上下等级森严的政治关系为主体的权力文化,后者是以家庭人伦关系为主体的人文文化。周之后,殷商文化传统并没有完全灭亡,只将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人文文化作为中国汉文化统一的文化传统根本无法说明中国文化发展演变的历史。中国古代的儒学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其一是先秦从孔子、孟子到稷下学派的东夷儒学、山东儒学,其二是从董仲舒到韩愈再到二程（程颢、程颐）的中原儒学,其三是以朱熹为代表的南方儒学。东夷儒学是独立知识分子阶层的儒学,是以独立知识分子的愿望改善社会政治关系的儒学;中原儒学实际是以维护高度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政权为目的的官僚知识分子的儒学,从文化传统的意义上来说,中原儒学实际是被斩首了的殷商文化的一种换头术,是以周文化为头颅的殷商文化传统,儒家文化在中原儒家文化中被改造成了一种将政治专制与文化专制结合在一起的更加繁冗的政治权力文化;南方文化则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在内的整个上层社会的文化,与经济的结合则是南方儒学的主要特征,这为现代新儒学与现代资本主义文化的结合奠定了基础。本文还认为,当前河南人的问题实际是中国古代殷商文化趋于解体的表现,这给河南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利用的现实条件。     

创意让传统文化“增值”——“厦门日报中秋博饼文化节”策划浅析

无论是"时装周"还是"桃花节",部是创意经济的表现。不管是"超女"现象还是"易中天"走红,部是以媒介为桥梁将创意经济与文化产业有效结合。均可构成文化创意产业的组成部分。     

加强社区文化建设提高社区建设品位

加强社区文化建设有利于培养居民对社区的归宿感，有利于提高社区人口整体素质，有利于塑造和谐健康的社区精神风貌。本文认为要提高社区建设品位，就应从七个方面来加强社区文化建设，即：注重社区的空间形态和外部环境；突出特色，彰显个性；充分利用和进一步整合社区文化资源；突出文化内涵和时代特征；尊重社区文化的特殊性、开放性和多元性；重视高科技对社区文化的影响；注重参与性。关注多层次需要。     

政府的经济职能与政治民主

政府与企业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组织，两者在性质上完全不同。企业大都以赢利为目的，企业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只要不违背法律法规就无可厚非；政府则是行使公共权力的机构，政府应该是非赢利性的，否则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就有可能将自身的利益置于全社会的利益之上。在中国，过去政府与企业这两种组织的职能常常被混同，人们用“政企不分”来形容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