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的言说”——论沈从文的文学自律观

在沈从文的文学观念中,文学的独立和自由是其思想的核心内容。他通过反对特定时代背景下把文学当成"用具"及批判"商业低级趣味"文学,强调文学自由论和文学的独立本质;他从文学的自律性出发,提倡文学自由发展,同时强调作家的自主性和创造性,以期通过作家主体人格的确立和新文学经典的塑造来实现"文学的重造"。沈从文对文学独立性和艺术性的坚守贯穿于文学理论与创作的始终,其文学自律观不仅对当时畸形发展的政治化文学潮流和商业化文学倾向具有纠偏意义,对当下的文学创作也有着重要的启示。     

读解理论三分说

读解理论有作者理论、文本理论、读者理论 ,它们从不同的侧面揭示读解的内涵 ,各有其积极意义。从读解的整个过程和基本情况看 ,文本是读解的基础 ,是联系作者原意和读者感悟的中心环节 ,是作者原意的检验标准 ,是读者感悟的基本依据 ;作者是读解的参考背景 ;读者是读解中有限定的不定因素。     

学术泛政治化——影响学报文化创新的学术异化现象

学术泛政治化是影响学报文化创新的主要的学术异化现象。历史传统、社会习俗、官本位观念、体制制约、功利主义、名牌效应等方面的因素,都有可能引发学术泛政治化现象。     

史学与政治关系的再认识

关于史学与政治的关系,人们有不同的认识.有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即认为史学应该同现实、同社会要保持一定距离,甚至认为史学最好"超越"现实,21世纪史学应该"降落民间",这样才能避免史学泛政治化.这些看法实际上是把史学作为"纯学术"看待,不很强调史学的社会作用.由此看来,讨论史学与政治究竟有没有关系,二者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不仅是一个值得重新认真讨论的学术问题,也是一个值得重新认识的理论问题,更是一个迫切需要认识清楚的现实问题.因为对这个问题的不同认识和回答,不仅会影响到史学自身发展,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人们对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和方向的认识.     

台湾民进党当局在两岸“三通”问题上的立场及我应采取的对策

自从大陆提出"三通"政策以来,两岸交流日益紧密.台湾当局政党轮替后,"三通"一直进展缓慢.分析研究台湾民进党当局在两岸"三通"上的立场,可以看出其关键在于经济问题政治化,政党利益大于人民利益,在"三通"中掺杂"台独"因素.厘清这一问题并寻找我们的对策,对于我们反独促统有着重要的意义.     

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转型

文化是社会文明和国家进步的重要力量。改革开放以前,文化屈从于权力,被整合进政治结构,失去了独立性地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文化从政治结构中摆脱出来,开始具有独立性;文化自觉是中国知识阶层提出的重要哲学命题,它实质上回答了全球化时代如何发展民族文化,如何与其他文化相处的重大问题。     

多学科视角下的“去政治化”话语评析——兼论人文社会科学与政治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关于“去政治化”的话语时常见诸学界的论述之中,并且在不同的学科领域中引起程度不同的争论。究其原因,其中既有历史的因素,也有现实的依据,还有学术研究本身的特性。透过这些争论可以看到,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处理人文社会科学与政治的关系。作为观念层面的上层建筑,人文社会科学既要坚守学科自身的主体性,又要对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给予足够的观照,在二者之间保持应有的张力。     

民族与族群:是概念的互补还是颠覆?——民族理论前沿研究系列论文之二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民族研究界引入了西方ethnic group概念,采用台湾学者翻译为“族群”,并逐渐使用起来.随之,民族与族群概念的争论持续至今,涉及“族群”概念与特征、“族群”与“民族”的关系、“族群”在中国应用中的错位和泛化问题,特别是涉及能否以“族群”替代我国现用的“民族”的问题.这一争论实质上关系到以“族群”理论还是以“民族”理论作为我国民族政策和解决民族问题的制度的理论基础的根本性问题.以“族群”替代“民族”的观点,意在民族问题“去政治化”,改变中国现行的民族方面的制度、政策.     

“政治家办报”概念的百年演化与话语创新

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一个世纪的历史，仅就如何履践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来办报的角度说，实际上是一部不辍探赜、创新与实践“政治家办报”话语体系的历史。“政治家办报”概念的孕育与发展，蕴涵着新闻与政治、学术与时代之间的交光互影：从发生学的角度看，其经历了一个概念形成—理念泛化—共识重塑的概念体系创新过程；从新闻与政治关系的视野看，其经历了一个政治化—去政治化—再政治化的意识形态演进历程；从历史演化逻辑的维度看，时代发展命题与“主旋律”始终是其价值要义不断得以峻擢的原动力，政治诉求始终在其中占据主导地位。     

晚明阳明学士人的“明太祖情结”及其思想意涵——以杨复所、管东溟为中心

晚明阳明学中杨复所、管东溟等儒者推崇明太祖，以心学为明太祖之思想作注释，以明太祖为比肩尧舜、超轶孔子的圣帝明王，他们的关注点主要涉及三教关系、孝弟与礼法、心学与道统等三个方面的内容。通过考察可以发现，这种做法一方面可使阳明学政治化、体制化，使之具有官方学说的意味，另一方面则极大削弱了阳明学对于现实政治的批判力度。后者尤其有违儒家之精神，阳明学何以走向没落亦可自此窥得端倪。从政治哲学的视角来看，阳明后学的明太祖情结正凸显出了心学对于秩序、自由与权威三者之间关系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