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世界宗教发展趋向研究

人类文明在21世纪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而宗教作为人类文明和世界历史的经典要素,在新时期又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和特点:第一,宗教在全球范围内强势复兴,呈现"量"与"治"的双重突破,宗教与现代化的关系从宗教适应现代化逐渐调整为现代化践行宗教性;第二,宗教表现出强烈入世冲动,出现宗教政治化和政治宗教化两种入世取径;第三,宗教信仰个体不断追求信仰的个性化,宗教发展呈现出多元化倾向;第四,宗教与科学之间的关系发生转变,形式上出现科学化倾向;第五,宗教异化、蜕变为宗教极端主义的趋势加剧,严重威胁世界和平与安宁.     

北大民主教授群研究(1945-1949)

北大民主教授群是长期以来被学界忽略的一个课题.在战后的北大,许德珩以“九三学社”为组织依托,以北大、巴黎大学为联络纽带,建构了一个民主教授群体,与以胡适为首的“独立时论”派形成了鲜明的对立；许德珩等民主教授利用公共的交往和私下的往来,逐渐将那些政治色彩不鲜明的教授争取过来,使北大的民主力量不断壮大.这是战后北大教授们日渐分化、重建公共认同的过程,也包含着北大、甚至是北平知识界政治气候的变迁.     

日语N1读解应试策略研究

日语N1考试中读解部分旨在考察考生利用语言知识理解文本,完成课题任务的综合能力,其分值比重占三分之一,也是考生失分最严重的项目之一。文章介绍了N1读解出题倾向,探讨了考生失分原因主要是语法和语用两方面,提出了包括增强语用学策略在内的解决方法。     

现代化境遇中科技政治化及其危险

科技现代化进程催生了人类对科技理性的过度崇拜，并使科技在生产领域并进而在政治领域中获得话语霸权。科技与政治联姻，科技僭越政治功能、政治科技合流导致科技政治化。科技政治化有助于整合技术，实现科技开发、利用效率的最大化。科技政治化也无疑使政治、科技职能混淆，加剧科技理性膨胀，导致技术霸权主义甚至技术法西斯主义，诱发或恶化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     

刍议民族问题“去政治化”

近年来,国内学者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主张用"文化化"取代"政治化"的政策导向,做为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新思路"。笔者认为民族是社会存在的客观实体,有其自身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规律;国内各族裔发展的不平衡性也是当前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国情。因此,尊重民族发展客观规律和国情实际,现阶段不宜提民族问题"去政治化"。从制度和法律层面做出合理的安排,理性地协调好公民和族裔双重身份之间的张力,才是解决当前民族问题的出路。     

应急管理:跳出信息孤岛,避免价值干预

正充分发挥现代信息技术在应急信息处理中的作用。借助于现代信息技术,可以及时便捷地掌握有关突发事件的各方面信息,为信息分析中的相互印证和逻辑推演提供必要的支持。政府应急信息管理必须通过应急信息协调来实现,应急信息协调能力,既要求客观事实信息能够快捷无损地传输到政府应急部门,也要求主观价值信息能够有效反映客观事实。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金太军教授日前在《晋阳     

民族问题能否"去政治化"论争之我见

"族群"与"民族"一样,很难进行准确定义.但民族问题能否"去政治化",是关系到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新中国成立后党的民族政策、民族工作该如何认识、如何评价的重大问题.民族和民族关系问题本身就属于"政治"的范畴;将民族问题"政治化"或"去政治化",都是一种国家支配的"政治"的行为,故民族问题"去政治化"在理论上是站不住的,在实践中做不到,也不能这样做.根据中国的的具体国情,搭建民族政策平台来解决民族问题是无法绕过的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中国古代"民族融合"的提法值得反思,中国古代实际存在着的主要现象是"非强制同化"或"隐性的强制同化".所谓新中国的民族政策"打断了几千年延续下来的民族融合进程"的说法是没有道理的.     

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型

在阿尔都塞中期的思想体系中,意识形态作为科学的对立面出现。而在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末的社会动荡之后,阿尔都塞渐渐转向在现实政治领域探讨对意识形态的超越,着重于对阶级社会中意识形态自身结构的学理化解析。在意识形态断裂的前后不同阶段,作者对意识形态遮蔽性的批判和在此基础上对意识形态的超越始终处于辩证矛盾的关系中,具有作者所处时代的鲜明特征。     

关于世俗化的断想

文章认为,世俗化的本义是相对于宗教而言的非宗教化过程,其衍生的内容也指市民社会的非政治化、非理想化过程;当今社会生活的世俗化是伴随着市民社会形成的过程中出现的,是社会走向民主、平等、自由、富裕的现代化过程的一道风景线,有其历史的进步作用;对世俗化过程中出现的消极因素和不合理倾向,要作具体分析,不应简单化对待。     

身体、政治与生活——1950年代初的工厂劳动生活研究

劳动竞赛是1950年代工厂劳动生活中的一道亮丽风景线。竞赛的目的不只局限于发展生产,还内含对工人外在身体(肉体)的政治规训。同时为了保障外在身体规训的实现,政治还走出劳动场域,力图在业余文化生活中实现对内在身体(精神)的塑造。经过这样一个由外而内的过程,一个完整意义上的政治化身体开始浮现。而身体政治化的实现,也潜在地改变了工人的日常生活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