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意识形态化及其风险——风险视域中的科技与意识形态

对科技理性的过度崇拜,使科技由生产领域中获得并进而在政治、意识形态领域中也获得了话语霸权,科技超越政治意识形态功能而导致科技的意识形态化.科技意识形态化有助于整合技术,实现科技开发利用效率的最大化.但是,科技意识形态化会使政治、经济职能混淆,加剧了技术霸权主义,导致经济竞争失序,存在诱发或恶化经济危机等风险.     

本期导读

近些年来,民族关系研究又成为热点,从去政治化的争鸣到新清史的论战,彰显了人群关系中民族关系的特殊性。纳日碧力戈撰文《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民族关系研究:内视、自觉与正义》认为,国内有关民族关系的讨论存在着几个值得改善的地方:一是只看别人不看自己,把民族关系中出现的问题归咎于其他民族;二是平面地看问题,不联系历史,不联系背景;三是不考虑感情,不考虑美德和正义,不考虑尊严;四是拒绝从本土人观点看问题,因而也就难以对话。把内视、自觉与正义引入民族关系研究刻不容缓。     

宗教民族主义探析

宗教民族主义已成为世界政治舞台上的重要现象.本文首先介绍迄今学界主要研究成果,然后探析"宗教"和"民族主义"如何交融连接形成"宗教民族主义",并简述了宗教民族主义与宗教运动和世俗民族主义运动的不同.本文认为,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现象,宗教民族主义不可还原为纯粹的宗教思想和运动或世俗民族主义;宗教民族主义的成因不是先验的或纯精神性的,而是情境性的;不存在普世单一、固定不变的宗教民族主义.     

论王闿运《楚辞释》的政治化阐释及其影响

王闿运《楚辞释》着重从时世政治的角度解读《楚辞》,围绕屈原“兴楚返王”的愿望、“荐列众贤”的举措和所谓“款秦误国”的罪名三个重要政治节点展开。这种政治化阐释的背后有其纵横思想的主导和深刻的政治寄寓,并在客观上打上了求新尚奇的烙印,对其弟子廖平的楚辞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楚辞学史上掀起一股尚奇疑古之风,并推动楚辞研究朝求新求变的方向发展。     

政治化、著述化、艺术化——论中国近代文人日记的文体嬗变

中国近代文人日记异常宏富,日记作品繁多,长篇巨制不断涌现,形成独特的"日记学"气象。中国近代文人日记文体的衍变与中国近代化同步,处于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阶段,其繁盛气象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是日记文体的政治化、著述化、艺术化等多种因素融合、重构的结果。所谓日记的政治化主要是指使外日记下的国家政治权力对日记写作的植入;所谓日记的著述化主要是指游离于主流意识之外的文人把日记写作著述化、学术化。日记的政治化与著述化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它们都丰富了中国近代文人日记的文体写作,加强了日记文体的"量变";日记的艺术化导致日记向日记体小说、日记体散文的"异变",是日记文体的"质变"。同时,日记的政治化、著述化是日记艺术化的基础,日记艺术化是日记的政治化、著述化的升华。     

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特点分析

世纪这交,世界经济的发展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这些特点表现为：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增长;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集团化,世界经济多极化;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高科技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世界经济政治化。     

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的“他者化”问题

新时期以来,由于文学理论学科对于现实的介入性以及跨学科的存在样态,中国文学理论发展过程中常常由于定位不明而走向自我放逐,成为失去学科自主性的“他者”。这种自我身份的迷失,带来的是话题的不断涌现、原创性的薄弱和学科持续性发展能力的匮乏。客观地说,中国近三十年文学理论“他者化”的发展和演变,受到国内外诸多思潮尤其是国外文学理论思潮的影响较大,也最直接。文学理论的“政治化”与“去政治化”、“科学化”、“美学化”、“批评化”、“文化化”等,也问接或直接地植根于西方的文学理论思潮。同时,由于近三十年国外文学理论传入的“准共时性”,所以,中国文学理论的“他者化”,也明显显示出“密度大”、“转向迅猛”等特点。     

古代“孝道”的社会化、政治化对当前道德建设的启迪

孝道是中国古代道德教化的一个成功范例。在古代,孝道被视为"德之本""仁之方",它植根于人先天具有的"良知良能",可从中培育出爱、敬、仁、义等美德,并通过推己及人,行之天下,使家庭伦理扩展为社会伦理,发展为政治伦理,成为稳定社会的基石,"孝治天下"的重要工具。"孝"文化虽然存在若干历史局限,但它所包含的合理性仍可以抽象继承。孝道最符合人的天性,以它作为道德教化的突破口容易被人们接受;孝道是善良的种子,它的生根开花必定会结出道德的果实;孝道是一种永恒的价值,它的升华可成就无私的博爱。社会化与政治化巧妙结合是古代由"孝治"到"德治"的战略设计,"倡"与"导"同时并举是古代推广"孝道"的战术举措。借鉴古人对孝道的社会化与政治化作无缝对接的战略思维,可以为当前推动道德建设、净化社会风气找到一个突破口。     

田野欧盟：国际组织人类学的前沿进展与特色述析

自20世纪中期以来,欧盟等“巨型”现代国际组织,逐渐进入人类学家的研究视域,这既受到国际局势变化等多重外部因素的影响,也受到人类学内部不断累积的“自省与反思”思潮的催化。初入国际组织这一新的田野,人类学者尝试发挥所长,进行了多种拓展。本文以欧盟人类学研究为例来探讨人类学研究国际组织的独特思路与方法,主要回答了以下重要问题：人类学为何开辟了国际组织这一新的田野?在多类型国际组织研究中,欧盟人类学研究为何独具价值?其主要研究什么?是怎样研究的?带来了哪些重要启发?本文认为,人类学家通过所谓的“小虫之眼”,对庞大的欧盟开展了深入细致地观察,取得了多项创新性成果——包括拓展了对欧盟定义的阐释,推进了对“文化政治化”的认识,而且从“局内人”与“局外人”角度解析欧盟复杂的内外关系,对共同体的分化与多样性特点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深描,探索了一种具有文化关照并能链接“宏大与渺小”的“全球化”研究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