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民族主义探析

宗教民族主义已成为世界政治舞台上的重要现象.本文首先介绍迄今学界主要研究成果,然后探析"宗教"和"民族主义"如何交融连接形成"宗教民族主义",并简述了宗教民族主义与宗教运动和世俗民族主义运动的不同.本文认为,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现象,宗教民族主义不可还原为纯粹的宗教思想和运动或世俗民族主义;宗教民族主义的成因不是先验的或纯精神性的,而是情境性的;不存在普世单一、固定不变的宗教民族主义.     

试论和谐社会理念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理念,给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本文认为,坚持“以人为本”,倡导诚信理念,注重校园文化的育人功能,做好校园不同群体的融合工作,重视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以及构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更加和谐的目标体系,是和谐社会理念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例论中越边境地区跨国婚姻子女的政治社会化

母亲是外国人,父亲是中国人,而且又位于偏远的边境和少数民族地区,所以这种跨国婚姻的子女在政治认同方面比一般小孩更加冷漠;在国家认同方面他们也为自己的母亲难以成为中国人而遗憾;在行为规范引导方面,他们地处走私、贩毒、拐卖妇女儿童等违法犯罪现象比较普遍的边境地区,在族群文化和国家主体文化及法律存在冲突的情况下,他们也面临着一些迷茫。边境跨国婚姻的子女也是祖国边疆的花朵,尤其需要呵护。在家庭方面,需要正视他们家庭不完整、家庭功能难以正常发挥的问题,需要帮助他们解决家庭的特殊困难;在社会方面,需要通过依法加强民主政治实践来强化他们对国家政治的认可;在学校教育方面,需要加强法制教育。     

各族人民共同当家做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体现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宣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政治发展将继续"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个报告既是党在新时期的政治宣言,又是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建设的行动纲领.     

论清代海塘技术选择背后的环境与政治因素

作为海塘的间接护岸技术,柴盘头被石坝取代与环境变化、海塘重受关注等因素有关。乾隆四十八年(1783)范公塘石坝大规模建筑,以确保乾隆来年南巡时此地万无一失。乾隆本意是借助柴塘改建为石塘来建立为国为民的不朽功业,但因效果不佳而设立柴塘岁修专项银。为报销方便,巡抚琅玕顺势奏请将石坝改为柴盘头。福崧重任巡抚后奏请废柴盘头而用石坝,这引起乾隆警觉,但钦差长麟支持石坝技术。福崧被斩后,巡抚长麟奏请将挑水石坝改为滚水坝,虽然群臣认为此举应谨慎,但乾隆否定众臣建议并委派南河、东河总督勘察海塘。尽管两人揣摩圣意后彻底否定石坝,但乾隆痛斥他们未指出石坝错误的根源在福崧。其实,柴塘改建石塘的决策错误者是乾隆,但乾隆趁机把胸中恶气全部撒给福崧,石坝终被废。这一间接性护岸工程的技术选择变化过程,折射出技术、环境与政治的复杂关系。     

中国政治传统研究与历史政治学的可能性

相对于晚近的新启蒙主义政治学,历史政治学的兴起蕴含了一个范式转移的契机,使得我们能够以自身实践经验而非外来教条为本位来重构中国政治学的学科资源。长期以来,中国政治思想史和制度史的研究在政治学领域成为智识创新的洼地,无法与整个学科的知识更新之间形成良性循环。如果要真正发展解释中国、评价中国和反思中国的政治学,这两个研究分支应当在正本清源中激发生机,积极推进范式转型。以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和监察权传统为例,历史政治学意义上的探讨揭示出传统内生的治体视角更具相关性和参照价值。这启发我们反思对于民主政体和分权制衡等现代西方理论未经检验的倚赖,把历史找回来,充分尊重第一手经验事实以发展具有原创性的理论和方法。历史政治学并非单纯提倡对于历史的再解释,而是强调面对历史与现实之间的传统变迁,对于塑造行为实践的政治社会结构做出辩证性和启发性的理论阐释。历史政治学的未来有赖于一系列代表性研究作品的验证和激发。     

让社会运转起来：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公共生活建构

当下社区治理存在社区冲突持续不断和小区早衰等各种困境,充满挑战。为更清晰地理解利益冲突所导致的困境,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通过探讨"国家-社会"关系的制度、哲学及话语三种传统建构以及个人与国家间的联系机制,可呈现出国家与社会间互相建构的关系,进而构建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公共生活转向,并发现社区、小区中存在的关系性、政治性及利益性三种公共生活。从国家与社会互构关系的角度看,多发的利益冲突理应引发相应的转型:社会冲突之所以持续是因为社区和小区中利益性公共生活的缺失,同样也是因为国家和社会制度的不健全、矛盾无法转移使得利益冲突各方持续对抗。为解决这样的困境,在建立能使利益性公共生活正常运行机制的同时,亦应随之构建出契合的配套制度,以实现社会良好运转和国家繁荣昌盛。     

谣言政治与文化运作——以上海光复前后的《时事新报》和商务印书馆为例

作为清末立宪政治团体预备立宪公会机关报的《时事新报》,在张元济、汪诒年的带领下,原本是为了灌输国民政法知识、预备立宪而创设的。但是在武昌首义的革命风潮影响下,随着张謇、张元济等人思想观念的转变以及立宪党人内部的分裂,它与沪上其他报纸一道积极投身革命宣传以激荡风潮,尤其是与商务印书馆合作编辑出版了《革命文牍类编》《中国革命记》《革命党小传》等大量的书籍、期刊,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而考察这些文化生产背后的种种因素,除了与立宪党人思想倾向革命、沪上政治氛围浓厚有关之外,时事新报馆和商务印书馆当时面临革命党人的谣言政治的压力,是必须要予以充分考量的。在谣言充斥的革命压力铸就的舆论生态中,时事新报馆和商务印书馆通过自身的文化生产不但证明了自身的政治立场和革命倾向,而且化解了革命党人的谣言政治带来的巨大压力。     

政治骗子与进化论

自从100多年前,达尔文老先生创立惊世骇俗的进化论学说后,世人才进一步明白人类是猿猴进化而成的,使那些信奉上帝的人从此恍然大悟,原来那《圣经》中记述的俊男靓女——亚当、夏娃,并不是自己的祖先,足足使众多善男信女尴尬了一个多世纪。自然界进化规律如此,社会界何尝不是如此,只是一些丑恶的东西,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愈"进化"愈加丑恶。1956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