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政治研究机构和地区影响力分析——基于CSSCI的分析(2001-2005)

本文利用CSSCI的统计数据,对我国国际政治领域的研究从机构和地区两个角度进行了分析评价,对读者了解我国的国际政治研究的现状和分布有一定参考价值。     

芬兰放弃中立倒向北约的动因及影响

自1994年加入北约"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后,北欧"小强国"芬兰长期坚持"同北约发展防务合作但不加入北约"的基本政策。但在2022年5月,芬兰向北约递交入盟申请书,加速向北约靠拢。芬兰此举根源于大国北极竞争,北约的拉拢亦起到了推动作用。此外,2022年俄乌冲突的爆发使"加入北约"成为芬兰国内政治精英的主流认知。然而,土耳其的模糊态度使芬兰的入盟前景存在不确定性。芬兰加速向北约靠拢使自身的周边地区安全态势更加恶化,其或将深陷安全困境,而美俄间的博弈或因此加剧,欧洲地缘政治格局也将面临重大挑战。     

非农职业经历、土地流转对家庭农场主农业生产生态自觉性的影响效应

基于陕西省564户种植业家庭农场微观调研数据,在考虑样本选择偏差和家庭农场异质性基础上,采用倾向匹配得分(PSM)模型探究非农职业经历对家庭农场主农业生产生态自觉性的净效应,并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分析土地流转视角下非农职业经历影响家庭农场主农业生产生态自觉性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非农职业经历对家庭农场主农业生产生态自觉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具有高中及以上学历、高龄农场主非农职业经历对农业生产生态自觉性的影响效应较为显著;非农职业经历通过扩大土地流转规模和延长土地流转期限提高家庭农场主农业生产生态自觉性,且土地流转规模的中介效应影响更大。因此,政府应完善具备非农职业经历群体返乡创业激励机制,加大对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农业生态生产政策支持力度,并适度推进土地流转规模扩张及土地流转期限长期化,推动农业生产可持续发展。     

“吃素”的性别隐喻：一种拓展的女性主义

人类饮食实践中的性别差异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内涵,这既是文化建构和符号区分的结果,同时又在文化社会变迁中通过有意识地选择而得到强化。素食生态女性主义理论从生态与食物的角度出发,表达了对建构性压迫体系中被压迫对象的关切,实则是性别隐喻视角下生态问题的社会化。在这一压迫体系内部,风险分配不均衡且呈现出一定的等级性特征。因此,素食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可以更为积极地回应边缘女性尤其是第三世界女性的困境与诉求,并为女性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指明了一种新的可能性。     

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的研究

思想政治课理论课程作为高校公共课程之一,对高校学生价值观念的成长具有重要影响.在实际的理论课程教学中,仍存在过度依赖传统灌输式教学方法的情况,使得高校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接受度较低,对思想政治课程内涵的领会度偏少.对此,本文将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进行探析,旨在通过优化教学模式的方式,促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     

旅游者行为影响下的海岛生态脆弱性研究——以大连市长海县为例

与沿海地区相比,海岛更容易受到人为干扰,特别是旅游活动。文章以长海县为案例地,根据暴露度—敏感度—适应能力框架构建旅游者影响下的海岛生态脆弱性指标系统,并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子系统之间的协调发展程度,运用多样本潜在类别模型从人口统计学特征层面分析旅游者行为。研究表明：(1)2007—2018年,在旅游者行为的影响下,海岛生态脆弱性指数由0.123急速增加到0.203,E-S-A子系统耦合协调度由0.282升高至0.409,标志着旅游者对海岛生态脆弱性的影响加大。(2)长海县旅游者分为发展型与萌芽型,行为表现尚不成熟,分别占海岛旅游者总人数的83.4%和16.6%,对海岛生态脆弱性均产生影响。(3)在人口统计学特征层面,不同性别、年龄、学历的旅游者行为对海岛生态脆弱性的影响不存在显著差异。其中,高学历对发展型海岛旅游者的行为有一定的正向影响。不同收入的海岛旅游者行为对海岛生态脆弱性的影响存在差异,高收入旅游者行为对海岛生态脆弱性影响较小。(4)海岛旅游者行为的规范应重点关注住宿、购物、娱乐3个领域,注意弱化性别、年龄差异,注意学历差异。     

从巩固国权到联省自治——章太炎政治主张的转变及其内在逻辑

从立志走上革命之路起,章太炎一直在思考如何能让中国摆脱帝国主义的侵略,保证中国主权与领土的完整。在此前提下,他还聚焦于如何在中国实现名副其实的民主政治,使政治设计能够保障大多数民众的权益,而非沦为少数特权集团的工具。武昌起义之后,章太炎积极投身新政权的建设。他先是倡导巩固国权,希望联合立宪派与旧官僚让新政权得以稳定,但不久之后,便发现这些群体与自己不是一路人,而袁世凯则更等而下之。他逐渐意识到,北洋集团长期把持中央政权,极易干出卖国勾当,于是开始积极提倡联省自治,并为此多方奔走。从清末到民初章太炎的政治主张在表面上虽有所变化,但核心关切一以贯之,即通过制度设计来抵御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将保障民权与巩固国权有机结合。只是在民初“军绅政权”的架构下,他的政治主张难以得到实践。他本人也未能跳出既有的权力格局,思考如何组织动员新的政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