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地缘政治经济转型中的自然资源要素分析

本文综合论述在世界地缘政治经济转型的不同阶段自然资源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及其历史作用,追溯其历史演化进程,着重探索自然资源要素在转型过程中的规律和发展方向,试图建立起自然资源与地理环境和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关系。     

论中国巴西建交及两国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意义

中国和巴西远隔重洋,但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源远流长,历史上巴西民风曾受到经由澳门传播的华夏文化的影响。中国是东方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巴西是西方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巴建交乃至战略伙伴关系的形成,不仅有利于各自国家的建设和发展,而且为建立有利于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带来了希望。     

李斯的“一念之差”

李斯,是影响中国历史发展脉络的一位大人物。他出身平民,一步一步官至秦国丞相,是他策划并辅佐秦始皇统一了六国,统一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规制,他鞠躬尽瘁致力于规模空前的封建国帝国管理。但他却因一念之差,最终落得个祸灭三族的下场。李斯究竟是哪里出了错？历史上的是非,只能根据历史实际来分析。但千古不变的是,公与私的关系,天下社稷与一己之利的把握。官做到一定高度,公与私的界限其实是很难划清的。     

好莱坞电影在中国的传播性质及媒介特征分析

20世纪90年代后,以跨国文化工业公司为主体的世界传播政治经济新秩序成为世界文化传播体系的核心,全球性文化市场已经形成。在其语境下,好莱坞在中国一方面推介其新自由主义传播思想,同时利用文化帝国主义逻辑加强媒介控制力度,中国电影只有在充分认识国际文化传播的现状基础上,坚持"例外的新自由主义"及"新自由主义例外"的原则,超越支配/抵制二元模式,使中国电影传播逐渐融入世界电影传播体系,才能取得国际国内市场与文化的双赢。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学转向的启示

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学(IPE)的研究经历了一次重要的转型.20世纪60-70年代IPE诞生之初,学者们以政治学的研究视角,视国家为统一的整体,以国际体系结构为解释变量,研究财富和权力的转换.从90年代开始,不少学者借用经济学的模型,以国家内部行为体的利益和偏好、国内政治结构为解释变量,强调国际市场和国际体制对国家政策的影响.IPE研究视角的转型,打通了国内政治研究和国际政治研究间的界限,使得国际政治经济学本身成为20年来国际关系学最富有活力和生机的领域之一[1].本文在对90年代以来IPE研究成果做简单梳理的基础上,力图探讨国际政治经济学这一转型的意义.     

“双重周期”与“第三次危机”

自1929年经济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发生了三次长波经济周期。第一次是1929年至20世纪60年代末;第二次是20世纪70年代至2007年;第三次始于2007年,凸显于2008年。第三次长波经济周期亦称第三次危机,与此前两次长波经济周期相比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是经济增长趋向缓减、波动幅度小但影响面广;二是经济周期波动与政治周期波动呈胶着状态,即呈双重周期。其面临的问题,既有世界格局的变化导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根本利益上的矛盾激化,也有20世纪70年代以来累积的石油、粮食、金融等多重经济难题。从其危机化解看,可供选择的途径有三:一是要从整个世界发展趋势与总体长远发展战略着眼,寻求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二是要按照经济周期运行规律,寻求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三是要运用新政治宏观经济学提供的理论,从政治学的角度解决经济问题,从经济学的角度解决政治问题。尤其是,当代中国与当今世界面临的经济问题,必须运用政治学分析中的理性选择工具,从全球政治与经济周期的视角加以化解。     

中韩关系:站在新起点上——专访张蕴岭

<正>7月3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首尔对韩国进行国事访问。作为亚洲的两个重要国家,中韩关系升温对于区域内政治经济格局必然产生影响,相关国家也对这次访问以及这次访问传达的信息非常关注。如何看待中韩关系的发展脉络和未来,特别是目前的这种升温趋势?如何解读中韩关系发展对区域格局的影响?为此,本刊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学部委员、国际研究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的政治与经济反思

如果从学科的视角定位马克思主义中的政治与经济，它应属于整个经济学学科中的第三等级。无产阶级中的政治经济学包含马克思主义化的政治经济学，而得出这一结论来源于阶级属性的考虑。但若是从它的组成部分来说，马克思主义中的政治与经济是马克思主义最详细、最完整、最深入地证明与利用。社会中的人民会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一系列各不相同的感知与理解，认为马克思主义中的政治与经济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分支便是其中的观念之一，接下来会在文章里进行进一步的简要解析。     

人岂易知耶?

很多当代中国人的历史知识仅限于中小学的教育．在那些重意识形态轻历史原本的教科书中．李鸿章的头上的大帽子是“镇压太平天国的刽子手”、“签署《马关条约》的卖国贼”。其实历史上的李鸿章对他那个时代的中国的政治经济内政外交所做的贡献远远超过同时代的任何一个人。梁任公百年前对李鸿章的历史眼光远远超过一些当代中国人对李鸿章的历史认识。梁先生认为：“李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