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进步时代的廉政建设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19世纪末20世纪初既是美国历史上一个具有关键意义的转折时期,也是美国历史上政治腐败的高峰期。贪污受贿、收取回扣、巧取豪夺、偷盗欺诈、内部人交易等形形色色的丑闻充斥着当时的美国社会。对这个时代美国社会的腐败现象进行描述,剖析导致腐败的主要原因,系统介绍当时美国所采取的反腐措施,对于正在经历着深刻的经济和社会变革,面临着一些与美国进步时代相似问题的转型时期的中国来说是非常必要的,这可以为廉政建设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     

俄罗斯转轨进程中的政治腐败

该文论述了俄罗斯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发生政治腐败的特点、原因、影响等，对我国反腐败斗争有启示。     

论北宋末期的恶性通货膨胀

北宋末期,由于政治腐败,军费开支、官员俸禄和宫廷靡费浩大,使国家财政陷入困境。为了摆脱财政危机,宋廷加强了对人民的剥削,并不惜推行恶性通货膨胀政策,结果造成了经济衰退,同时引起私钱泛滥、货币贬值、物价暴涨和社会动荡。宋徽宗为稳定其统治,曾欲遏止通货膨胀的发展,但终因统治集团已空前腐朽,无法紧缩货币,不能发展生产,难使政治清明,治理失败,北宋王朝终于走上了亡国之路。     

恼人的溃疡症——知识分子腐败面面观

伴随着21世纪的钟声。我们迎来了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经济时代给知识分子赋予了崭新的形象，知识分子的价值被重新确立，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提高了，人们对知识分子的期望也更大了。面对角色的提升。我们不禁要问：知识分子，你准备好了吗?你能承受百姓的期望和重托吗?你能担负起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分子肩上的重担吗?我国的知识分子群体总体素质是较高的，从古到今，知识分子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以他们的高尚品格和过人的才华赢得了人们的美誉，鲁迅、陈景润、袁隆平等专家、学者以他们的社会责任感、无私奉献精神、造福人类的信念成为优秀知识分子的代表。然而，在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社会从无序向有序过渡的进程中，个别知识分子的表现却不尽人意，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腐败现象，而知识分子腐败的危害比政治腐败的危害。更有深度、持久性，更具有杀伤力。知识分子的腐败现象不容忽视!     

论林则徐民生为本的水利改革实践及其思想

林则徐任职的嘉庆、道光年间,清朝已经开始由盛转衰,政治腐败、财政支绌、民生凋敝,社会矛盾日趋激化,这种特殊的社会形势决定了林则徐以“救世“为己任。外官任上,他辗转升迁,青云直上,但始终把着眼点放在与国计民生密切联系的经济问题上,特别是集中于弊端严重的漕务、河工、水利、盐务等社会问题,并提出一系列以民生为本的水利改革思想。这些思想,至今仍有十分积极的作用。基于水利与民生息息相关的重大关系,林则徐宦迹所至,始终以民生为首务,究心水利,浚治江河,并且针对其中存在的种种弊端,提出设想,力行改革。     

五代贿赂问题初探

贿赂在五代历史上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上自君主、权臣,下至士兵、降将以及边疆少数民族,都成为贿赂对象。形式多样、名目繁多、目的复杂、功能齐全、公行无忌、惩治困难是这时期贿赂现象的特点。贿赂公行导致吏治腐败、社会动乱、边防危机,还是一些政权衰亡的导火索。     

关于政治腐败效应的争论--国外政治腐败研究的文献评述

政治腐败效应是一个有关政治腐败与政治发展、政治衰败之间关系的重要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不同意见的争论.国外政治腐败研究的文献表明,有关政治腐败效应的争论先后经历了传统政治腐败效应观、修正派与后修正派三个发展阶段;传统政治腐败效应观把政治腐败视为政治衰败;修正派在理论上给予政治腐败效应重新定位,认为政治腐败可以导致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后修正派对修正派的观点作了批评和补充,重新将政治腐败看作是政治衰败,本文批判总结了国外政治腐败研究文献,指出以简单化的正负分明的发展观不能有效分析政治腐败效应的复杂问题,并提出一种综合性的理论分析框架.     

中共第一位女党员

谁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位女党员?她就是廖伯英。廖伯英是湖南长沙人,1899年出生在一个书香家庭。那时正是清朝末期,政治腐败,国家贫穷。廖伯英的父亲忧国忧民,希望走教育救国的道路。他在湖南省教育司任职时,创办了多所中小学校和女子职业学校,还把女儿伯英送进学校,     

官场腐败及所引发的冲突在中西社会中的差异——从《甲申三百年祭》和《潜规则》谈起

从吴思所描述的明清官场腐败的潜规则和郭沫若所揭示的腐败与明朝亡国的联系可以看出,官吏腐败及占有过多的国民生产总值总是使政府失去合法性,并被人民所抛弃。本文对比朱元璋反腐倡廉的种种举措和效果,以及英法在政治腐败所引起的大革命以后的制度建设,来探讨中国传统社会政治腐败的制度性原因,并认为只有从政府体制和权力架构上去进行改革,才能从根本上防范官吏贪污腐败和社会的大动荡。     

制度性腐败:秦帝国忽亡的原因分析

秦始皇没有道义支撑、以人性恶为基本预设及迷信暴力的帝国政治制度的制度性腐败是秦帝国二世忽亡的催化剂与加速器。虽然有相当完备的官吏选拔、考课与管理制度,但以法家思想充实的制度预设使官员只相信制度规则的制裁性、恐怖性与唯上、唯法,使得秦吏普遍的苛酷、残暴,行政过程出现普遍的目标替代现象,地方政府成为“掠夺型政府”;法律虽然相当完备,但只是扩张权力、蔑视权利的“恶法”,其愈严格(严厉)执法,就愈破坏民众的生存环境,依法治国而民不聊生;恐怖、严密的文化、思想与社会控制网络,社会形态的全能政治管理,导致一般民众的政治冷漠与政治恐惧与异己分子的政治狂热与政治反叛,使得缺乏疏通、发泄政治渠道的民怨沸腾并顺理成章地酿成爆炸性的政治参与与权力颠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