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酒事、酒令与酒宴

魏晋南北朝时期酒类品种极为丰富,其消费量远大于秦汉时期。当时除私人自酿自饮外,还有很多产销合一的酒店、酒肆。各封建政权为增加财政收入,基本上以实行税酒制为主,榷酤的时间并不长,从而使酿酒业得以长足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酒令已发展成为一种群体游戏,形式多样,有口头文字类、射覆令、流觞曲水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酒宴种类繁多,有大型豪华场面的如庆典酒宴、节日酒宴、生育酒宴,还有迎亲送别、出征告捷、喜庆丰收、祈福之时的聚众豪饮习俗。魏晋南北朝时期酒与政治、军事、文化以及人们的生活密不可分,整个社会饮酒成风,形成了一种独具时代特色的酒文化。     

协同创新视角下地方高校产学研合作的实现途径

从协同创新的视角看,地方高校产学研合作中存在着主体选择误区、模式选择偏差、协同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需要地方高校与科研院所、企业、地方政府之间进行协同创新,进一步加强融合,发挥地方政府的引导作用,实施产业集群与学科集群的对接,开展多主体、多层次、跨学科的联合技术攻关,提升协同创新能力。     

清初江南地区诗社考——以陈瑚《确庵文稿》为基本线索

明清之际的江苏南部地区,是一个文人结社的渊薮。在那里,除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复社"之外,还有无数规模不等的各式社团。但那些社团中,目前只有"惊隐诗社"比较受人重视,其他都还很少有人专门进行研究,甚至从来不见有人提及。而对类似这样的社团予以考察或钩沉,将是学术界一项长久而重要的工作。     

基于演化博弈的供应链协同产品开发合作机制研究

针对由制造商与供应商构成的两层供应链系统,基于演化博弈理论和方法,研究在长期的协同产品开发过程中,有限理性的制造商和供应商之间的合作机制。首先,对合作的成本分担与收益分配机制进行了分析;然后,对监督和惩罚机制进行了探讨。理论研究、数值模拟和实例分析结果表明:双方进行协同产品开发合作的概率与合作超额收益和单独研发的收益正相关、与研发总费用和背叛收益负相关;存在一个最优的超额收益分配比例,使得制造商和供应商合作的可能性最大化;合作双方支付的成本与双方合作超额收益的分配正相关;在监督条件下,合理的惩罚将有利于减少背叛行为。     

稿约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主管、中国石油大学主办、国内外公开发行的综合性社会科学学术期刊,被评为“全国首届百强社科学报”、“全国优秀社科学报”、“山东省优秀期刊”和“全国理工农医院校优秀社会科学学报”。本刊为突出石油和能源特色,开辟了“石油与能源”特色栏目;还开辟了“经济与管理”、“政治与法律”、“历史与哲学”、“文化与传播”、“语言与文学”、“高等教育”、“黄河三角洲”、“编辑学”等栏目,欢迎国内外专家学者投稿．为方便投稿,请作者注意以下事项：     

论迦陵词的“复社遗风”

不同于苏、辛、陆的“以文为词”和“以诗为词”所开启的豪放词风,迦陵之豪放词风因着“复社遗风”而有了新的内涵：融洽经史,其词浑厚而雄健;愤世忧时,其词深刻而沉郁;抒浩然之气,其词豪迈而遒劲。此豪迈雄健词风的形成本于“复社遗风”,与迦陵成长过程中的诸多复社因素密切相关。     

社会责任推动下的公司内部权力配置新趋向

公司内部权力配置的股东本位模式、董事本位模式以及利益相关者本位模式都有其立足的理论基础与实在法依据,但本位主义模式的狭隘思维逻辑及其在配置公司内部权力时所可能招致的种种现实弊端注定了它们均无法成为公司内部权力配置的最佳范式.股东"异质化"演进之现实和社会责任承担之需要已然推动着公司治理制度与实践在加强股东保护、变革董事会结构以及促进利益相关者参与等多元维度上演绎出公司内部权力配置的协同主义新路径.     

明清晋东南社仓、义仓初探

明清时期,山西社会经济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社仓与义仓在稳定社会、赈灾济贫、社会控制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晋东南社仓与义仓的设立既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地域社会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它在经济、政治、习俗、道德等方面都与地域社会联系紧密。通过对晋东南社仓、义仓的设立、分布以及功能等方面的分析,可以充实山西地域社会研究的内容,拓展社仓与义仓研究的新视野,为现实提供更多的借鉴意义。     

协同性、竞争战略与涉农（食品）供应链的可追溯性

目前有关农产品（食品）安全追溯性的研究虽然不断深化,但那些能够促使相关节点主动、自觉地采取追溯的方面却未得到足够重视。文章认为,应从供应链管理角度认识涉农（食品）安全可追溯体系的本质,在动态过程中实现涉农供应链追溯模式的转换,发展模块化的追溯技术,使可追溯体系作为涉农供应链竞争战略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存在。     

政术 心术 学术————梁启超、严复评王安石之歧异探微

梁启超和严复可称晚清民初思想界双峰并峙的两位巨人,他们的学术和思想有许多相同点,但亦有明显差异。1908年,两人对改革家王安石的集中评论为我们认识其异同提供了极佳的视点。两人当时各自的处境不同,严复地位极高,而正值壮年的梁启超游亡海外,希望得到清廷重用,因此,他们对王的评议也就有所差异。在政术方面,梁启超对王安石新政以肯定为主,辅之以批评;严复对王安石的评议前后一贯,有肯定也有批评。在心术方面,梁启超对王安石称颂不已;严复对王安石有褒有贬,认为其理想本身就有问题。在学术方面,梁启超关注王安石的经学思想,强调“求大义以经世”;严复则侧重于文学和哲学两方面,从哲学的高度来考察王安石的思想,故批评多于赞许。上述歧异不仅彰显了梁启超、严复思想的各自情状和不同内涵,也体现了两人对待历史的态度与方法,折射出晚清思想界的复杂面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