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应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双元创新

采用2009—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双元创新视角出发,实证检验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背景下企业数字技术应用的创新效应。研究表明,数字技术应用能够显著促进企业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正向调节了数字技术应用与探索式创新之间的关系,但对数字技术应用与利用式创新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不显著;数字技术应用的双元创新效应、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会因企业产权性质、所处生命周期及高科技属性的不同而存在差异性。以上研究结论有助于深入理解企业数字化转型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的战略价值,为企业在环境不确定性增强的背景下加快数字化转型进程、释放数字技术的创新赋能效应提供理论依据。     

基于循环经济理念的电信管制政策研究

电信业有违循环经济发展理念的不和谐现象主要有网络重复建设导致资源闲置浪费、能耗和污染物排放不断增加、废弃手机及电池回收不力等。循环经济显著的外部性和环境保护的公共性,获取效益的长期性和滞后性以及电信网络互联和全天候安全可靠运行的特殊要求,决定了政府监管电信业的必要性。政府部门应从制定网络设备环保标准,加强设备进网管理的源头入手,在推进电信基础设施共建共享、提高电信运营过程的节能减排效率、推动环保技术改造和新能源开发应用、促进废旧手机大规模回收利用等方面采取切实有效的管制措施,以促进电信业循环经济的持续有效发展。     

江西省数字经济发展促进碳减排的机理与对策研究

数字经济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必然要求和重要支撑。考察数字经济对碳减排的影响,对推动江西省经济发展和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意义。采用2011—2021年江西省11个地级市的平衡面板数据,构建直接效应模型、间接效应模型和PSM-DID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促进碳减排的内在机理,深入分析了南昌市、赣州市、景德镇市、吉安市和抚州市5个低碳试点城市的碳减排效应,并进一步探究了不同商业魅力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碳减排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碳减排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数字经济发展能够通过促进城市产业结构升级来实现碳减排;数字经济发展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碳减排作用更显著;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总体上显著促进了碳减排。     

中、韩两国大学自主招生政策的比较研究

中韩两国的历史文化以及价值观存在很大的相似性,因此,两国的大学自主招生政策在政策性质、政策价值取向、适用范围以及政策的实际效果方面存在较大的可比较性。而正是两者之间的差异性启示我们：中国的自主招生政策应该坚持统一高考以保证公正性,扩大自主招生以保证多样性;实现大学与中学“双向”联动改革,建立综合多元化的录取机制;理顺政府、高校与社会的关系,构建高校自主招生的监督机制。     

创新社区禁毒育人新模式 打造社区禁毒教育新高地——以广州城市职业学院为例

禁毒工作事关国家安危、民族兴衰、人民福祉,需要全民参与,久久为功。广州城市职业学院秉持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办学定位,充分发挥在社区禁毒教育方面的智力和人才优势,政校合作擘画社区禁毒教育蓝图,专业建设彰显“禁毒+”人才培养特色,禁毒资源开发纵深推进,立体宣传践行社区禁毒教育使命担当。通过上述多维度的探索与实践,社区禁毒教育成果丰硕,社会影响广泛。学校继续以创建省域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为契机,着力打造社区禁毒人才培养与培训高地,建设社区禁毒教育国家示范基地,培育社区禁毒品牌,为推动广州乃至全国的社区禁毒教育工作贡献更大的智慧和力量。     

环保财政资金投入优化策略：国际经验对上海的启示

环保财政资金投入的优化策略,对于实现环保目标、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推动技术创新、提高政策制定质量以及增强社会参与度等至关重要。针对目前环保财政资金的投入机制、资金流向、支持对象、绩效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上海应充分借鉴国际先进经验,进行系统性的规划整合,探索多元化环保资金投入,强化财政资金对社会资本的带动效应,优化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和支持对象,建立健全环保财政资金使用的绩效评估制度,从而助推上海环境治理现代化和绿色可持续发展。     

上海培育发展“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研究

上海在提升“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质量和创新能力方面,亟须通过顶层设计加强政策协同,提升部门间联动,整合多渠道资源赋能“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创新。在政策目标一致性的情况下,未来应注重强化差异化政策措施间的互补效应及相互激发效果,最终形成相互引领、相互匹配的政策组合拳。     

多源流视阈下的教育政策议程分析——以《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师范生公费教育实施办法》的出台为例

《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师范生公费教育实施办法》对我国师范生公费教育政策进行了完善,标志着我国师范生正式从"免费教育"时代步入"公费教育"时代。基于多源流理论分析框架,从问题、政策和政治三大源流,对我国师范生公费教育政策进行整体性分析发现: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历经十年发展逐渐凸显困境构成问题源流;高校利益相关者和专家学者的积极参与构成政策源流;吸引优秀人才从教,培养"四有"好教师构成政治源流。2018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和2018年2月教育部等五部委印发《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2018—2022年)》催化政策之窗的开启,在政府官员、咨询顾问、政策研究者的助推下,实现三大源流的交汇,进而推动该办法的出台。